国民政府、国民党都有宣传机构，蒋纬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已经成立专门的宣传司，代表政府喉舌的官方报纸已经有好几份，比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等，蒋纬国在南京会战前创办了《中华英雄报》，在主政华北时创办了《中华前进报》，这两份报纸是他的“官方喉舌”，前者主要是报道军事和战争，后者主要是报道政治、经济、民生。这场舆论风暴展开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进行了反击，蒋纬国的《中华英雄报》和《中华前进报》也进行了反击，但效果不理想。蒋纬国把这事交给蓝慕竹负责，看到事态一直不平息，他有些生气地拿了最近几期的《中华英雄报》和《中华前进报》浏览一番，顿时更加生气了，随即叫来宣传司司长杜重远、海统局华北区区长刘启虎以及蓝慕竹，好好地开导他们、指导他们（杜重远早年曾留学日本，是一名实业家、报业家、社会活动家，后去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但他思想进步、爱国忧民，遭到盛世才忌恨，他也反对盛世才投靠苏联、割据国土甚至要出卖国土的反动行为。南京军准备对盛世才下手时，海统局秘密联络上杜重远，杜重远为南京军提供了很多盛世才的情报，南京军收复新疆后，杜重远来到华北，为蒋纬国效力，担任宣传司司长。原先历史上，杜重远在1940年被盛世才逮捕囚禁，后在1944年被盛世才下毒虐杀。）。
“宣传是大事，讲究以理服人。”蒋纬国语重心长地道，“社会舆论是要进行引导的，不能进行打压。你们在这件大事上做得确实不太好。”蒋纬国严厉地看着刘启虎，“你啊你，怎么能到处抓人呢？怎么能粗鲁地查封报馆呢？我看到好多特工、宪兵、警察甚至还有军人满大街抓人，居然还针对老百姓，老百姓私下里谈一谈，都要被警告，干什么？白色恐怖啊！”
刘启虎委屈地道：“局座，那些穷酸文人不抓不行啊！您不知道，就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华北境内出现了二三十家小报社，报馆遍地开花，并且他们在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完全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们看了后都气得不行，特别是部队的弟兄们，看了后都恨死那些胡说八道的酸秀才了！因为那帮酸秀才根本就是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免得局座您也生气伤身。不止如此，我们怀疑那些小报社都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因为没有财力和人力，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小报社，并且那些小报纸论的调简直是一模一样。其实，别说我们了，在南方国统区，也一样，军统中统他们要比我们狠多了，看到不合主旋律的报纸，就直接抓人封报馆...”
“那样是本末倒置！”蒋纬国苦口婆心地道，“言论自由嘛！你们抓人封报馆，正好落人口实，被那些文人墨客抓住把柄，说我们做贼心虚、打压公知，懂不懂？”
刘启虎无可奈何地道：“那怎么办？骂又不能骂，也骂不过那些酸秀才，打又不能打，抓又不能抓，就放纵他们整天以言论自由为借口而大放厥词、大放狗屁？”
“以理服人啊！”蒋纬国把目光转向杜重远和蓝慕竹，“你们也是的！工作太失误了！”他抖动手里的《中华英雄报》和《中华前进报》，“我让你们在报纸上进行还击，你们看看，大部分反击文章都没有抓住重点，反而还有一股恐吓威逼的味道，这样，他们会说我们理屈词穷所以只能吓人！”
杜重远神色愧疚地道：“二公子，真对不住，我监管不力，疏忽了...”
蓝慕竹十分委屈地道：“我们也没办法啊，那些骂我们的人，都很刁钻的，并且擅长诡辩和狡辩，还会偷换概念、避重就轻，尽弄一些‘白马非马’的手段，我们进行反驳的话，他们就颠三倒四、含糊逻辑...搞得我们很被动，只能采取一些严厉的措词...”
“糊涂！”蒋纬国摇头道，“我也看过那些文章了，一个个看似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实际上呢，他们的手段就三点，一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二是拉大旗作虎皮，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知，代表广大民众，从而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跟他们的矛盾伪装成了我们和广大民众的矛盾，搞得我们好像在倒行逆施、违反民意，他们好像在代表广大民意、替广大民众呐喊呼吁，三是借助我们一些国家机密无法说出口，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存心让政府有苦难言、有口难辩。”
“啊？”杜重远和蓝慕竹都感到耳目一新，因为蒋纬国分析得堪称鞭辟入里。
蒋纬国站起身，心思沉重：“我并不糊涂，我其实看得出来，那些抨击政府的文人里，一部分文人是真心对政府有误解，还有一部分文人则是别有居心，存心胡搅蛮缠、捣乱添乱，这场思想和舆论的风暴，也不排除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宣传战，也是一场战争，必须要高度重视。我太忙了，真的很忙，很累，但是，这件事，我必须要亲自出手。杜司长，麻烦你一件事，现在全国上下估计有成千上万的所谓公知在抨击政府，你给那些旗手发通知，就说我蒋纬国邀请他们齐聚北平，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要跟他们好好地辩论一场，保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