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几十口，一堆儿懂稀稠”，这是当时村里人对我家的说法。
上世纪1970年代初，奶奶领着我伯伯，叔叔，还有我们三“家”过生活，日子过得挺难，但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
仲秋节堂兄妹们挤在奶奶的屋里，半斤一个的月饼被分成姊妹数量的等份，奶奶亲手一人一块，我们都把它含在嘴里高高兴兴地跑出去。
腊月到了，村里的空气中都飘着一种过年的味道。祖先们从腊月二十开始安排：蒸馍，杀猪，剃头，祭灶，烧香，扫房，请神，送神……。
除夕夜奶奶的屋里又挤满我们堂兄妹，每人发两毛钱的压岁钱，拿着那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父母的屋里。
腊月二十八，乡下的人们都是在这一天蒸馍的。
初夕“安神”，列祖列宗和各路神仙都请回家过年了，一是需要安静不许烧火蒸馍；二是家里“人”多了用的馍也多。每家每户提前在院子里建个锅台，开始准备蒸馍用的材料，例如豆子、萝卜、粉条、干柴、引火用的麦秸等，红薯当时是代替沙糖的。
到了这一天家人们早早起床，高高兴兴的都为这事忙开了。
通常要蒸四种馍。一种是“两搅”，三分之二多一点的玉米面或黑面，三分之一少一点的白面，这是最大众化的，是用来充饥增热量的。
“两搅”又分瓷胎儿、菜包儿和豆馅，豆馅是甜的。
第二种是“小蒸馍儿”，全部的白面，因为白面少所以蒸的个子不大，蒸成后有专人在旁边端一碗“洋红”在每一个“小蒸馍儿”的顶端打一个红点，图欢喜和吉利，这红点要求内空外圆，用“穗子筒儿”点出来最标准。
“小蒸馍儿”的量最少，除了初一儿、初二儿、十五儿、十六儿可以放开吃，其他时间是不能的。
第三种是“卷酱”，用红薯面做成的，里面卷着各种各样的菜。
第四种是“闷子”，用纯红薯粉扮葱，蒜，姜蒸成。
那一天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放个补萝和筛子，把蒸成的馍分别放在里边。
全村都在做“神”规定的这一件事，所以那天村子的上空便飘着浓浓粮食的香味儿。
那天，奶奶提前站在院子中间，有时咳嗽一声，有时用物什敲几下捶布石，这时两个伯母，母亲，婶婶，还有会干活的姐姐们都自觉的从屋里走出来分工合作，开始蒸年下的馍了。
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乡下人也叫“破五”，奶奶屋里一坐，自然有父亲招集，两个伯母、婶婶和母亲都很快地集中起来，奶奶从来不多说话，开始对本年做饭的值日做一安排：“从老大家开始，一人一个月”。
说完便扭头去做别的事情，谁也不再说什么，一年十二个月灶火里的事便不再说第二遍。
·····
偶尔母亲们也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奶奶根本妥协。那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伯母，母亲和婶婶的意见达成了一致，看样子是与奶奶产生了分歧，她们在院子里小声的议论着什么，奶奶在屋里有所察觉了，她老人家拉开屋门将头探出门外，身子就没有出来用眼睛扫了一下院子，喉咙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伯母、母亲和婶婶立刻停止了议论，都回自己屋里去了。
母亲们那时大概在“****”了，奶奶是决不允许的！
轮到谁做饭了，那担子是很重的，凌晨五更扎火添锅，然后涮碗，扫地，涮案板儿，到晚上封火，比去地干活都累，但伯母、母亲和婶婶从没有耽误过全家一顿饭，她们之间的团结合作都是无私的。
母亲值日，中午吃了饭她对我说：“你大姐还在地里等着叫送饭，你把这几个碗涮涮”，说完就提着饭出去了。
第二天吃了饭母亲又这样布置，那时对大人布置的事是不能反抗的。
没有自来水，碗都放在一个瓷盆里一个一个涮好后再用抹布抹干，最后整齐地叠放起来。
我很委屈，涮到最后一个没用抹布抹，就用碗边在那瓷盆边上碰，一直把那碗碰的声音变了为止。
那晚在外面玩皮，夜很深了才回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灶火里还亮着灯，一个人影在案前晃动，我看见那是奶奶。
······
“那碗是你把它碰一条缝的？今年压岁钱没你的了”，奶奶对己经进被窝儿的我宣布。
这一辈子我都想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奶奶总要去灶火里检查落实卫生、节俭、公物等情况的。以至于工作以后我都懂得，一个家庭里的工作也需要一边布置一边落实一边监督的。
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总有这样一个人，关键的人，忍辱负重的人，呕心沥血非常辛苦的人，极具责任感的人，这个人天生的需要在那惊涛骇浪上力挽狂澜，这个“单位”的一点一滴都无时无刻地牵动着这个人的每一根神经，奶奶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人。
也搞不清楚是因为人类进步了，还是社会发展了；是家里的情况有变化了，还是因为奶奶老了，她老人家不想管我们了。
忽一日的中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情况有点反常，伯母，母亲和婶婶一同在厨房作饭，我放学回家到灶火，没人理我，四个母亲都不停地干活，配合的是那样的默契，彼此一句话也没有。
一会儿一锅糊涂面做成了，满满的都是白面条，四个母亲不约而同的将那一锅糊涂面抬到院子里的捶布石上。
全家都到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