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树立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要事事通达顺畅，同时也使别人事事通达顺畅。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这就是子贡要追求的道。
博施济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广施恩惠，拯救民众。真正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下分析。
当时的尧、舜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心思，可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实力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在这个世间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作为孔子的弟子。子贡虽然比较富有，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博施济众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博施济众的圣境很难达到，但也不要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若是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做到这一步，大可退而求其次，像华佗那样，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行仁。即便是没有造福于天下的能力，也可造福于一方，名垂青史。
另外，孔子对于子贡的这种想法也作了更加精辟的解说。他告诉子贡，若想实现博施济众的理想，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仁者”，而仁者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个标准很高，要求一个人具有卓越的才能去“立”别人，并且有愿意“立人”的高尚品格，“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如此。能做到这一点，便是仁者。
仁者再进一步，就是追求博施济众的圣境。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做法推己及人，在普天之下推行仁义，就有可能实现博施济众的终极目的。”
韩幸已经觉得，这个家伙的算计越来越高了，这是要通过这些手段生生的将雍闿这个本来就不是很有威望的家伙，弄得更加的狼狈不堪的。
“请问先生，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是何意？”
“子路乃是孔子身边最为勇武之人，同时也是最为通晓兵法之人，出身贫微的子路非但只比夫子小了九岁，更是跟随孔子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也是日后的将军，所以他的政治觉悟是最高的。
这里面的是一件事情，或者说算是对话，某家给你们翻译一下。
子路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真是太迂腐了。这名怎么正呢？”
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虎对待的。”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他著名的“名正言顺”的思想。
在孔子看来，“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以至于当他的得意弟子子路以一种非常怀疑和不屑的口气向老师询问“有是哉”的时候，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子也禁不住怒骂道“野哉，由也”。
那么，孔子如此重视的“名”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何又要如此急着去“正名”呢？孔子眼里的“名”大约就是今天人们经常提及的指导思想，因而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孔子看来，作为执政者，如果不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那么在办事的过程中若是我们无法站在名正而言顺之上；对士卒鼓舞弄得不好的话，我们的事情便很难去解决，同样出兵也不能胜；
若是这些事情都无法开展，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制度；而没有完备的制度，就不可能做到赏罚分明，那么下属做起事来就会手足无措、摸不着头脑，这样怎么能做好事情呢？
所以孔子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正名”，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然后以其为开路先锋，各项后续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名正言顺并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就足够了，而是一个真正需要去规范的事情，你们再想一想，为什么明明南中明明有着叟人，蛮人，夷人等等等等，却是一直如同一盘散沙？
为何当初在夜郎与滇国等被灭杀之后，你们便仿佛是一蹶不振了一样，这其中的缘由你们可知道了？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你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你们可知道你们的领袖是谁？叟人之王高定元？你们的族长或是族老？还是那个将你们带出来的孟获，亦或是那个江东的永昌太守雍闿？”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