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细化，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官员的文武之分，在社会早期是不明显的，上马为将，下马治国是常态。
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际，文臣武将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蔺相如与廉颇的将相和，汉初三杰的一文一武一谋士等等，文官做文官的事，武将带武将的兵。
然而这一时期，朝堂上文武之分还没有彻底形成，也没有产生一种明显的对立。大将军何进统领天下兵马，却又能参与到政事之中，这在后世朝代是很少见的现象。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文臣武将之间的区分会越来越明显，全才会越来越少，专精一方的人才，在另一方面必然会有所欠缺。文武之间的对立，也将取代如今这种集团的对立，成为封建朝堂争斗的一种主流。
而自宋以后，文官彻底压倒武将的情况占据了大多数，甚至在大明朝，当兵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种政局模式虽然对国家的稳定有着极其积极地意义，但却并不利于国家军事实力的提升。汉唐重军功，宋明看科举，虽然说的笼统，但两大时期政坛的区别却也正是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
虽然不喜宋明重文抑武的极端，但文武之间彻底的平衡也是很难实现的。大军之要首在粮草，而既然粮草受制于文官，武将在文官面前就很难挺起腰板说话。
再加上武将的不稳定性因素太多，皇帝大多数时候也是偏向于倚重文官，毕竟承平之世多，危亡之时少，若是让武将在朝堂上坐大了，并不利于社会稳定。
结合后世的经验，李澈对此也只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设立军机堂，与政事堂平级，互不统属。设四镇四征将军，再加一位大将军组成军机堂成员，地位与宰相平齐。
皇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军队最高统帅；军机堂日常事务则由大将军来负责。
天下兵马遥归四镇将军统属，战时再临时任命四征将军领军出征，如初唐府兵制一般，但此时李澈还在犹豫，究竟是否要把屯田制转为均田制，进而彻底实行府兵。
府兵制最大的作用在于形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情况，防止形成军头势力，也能减少朝廷的负担。这事实上与此时汉朝的军制是有冲突的，汉军以募兵为主力，京师禁军作为天子亲军，便如周王朝的天子六率一般。而地方上招募的郡卒，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某位将校的私人部曲。更别说汉王朝官制是允许将军以及别部司马等军官自行招募从属。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乱世，将校带着私人部曲行军打仗，战后缴获除了上交一部分给自家主君外，其余尽数归他，是分给士卒，还是招募兵马，还是自己享受，都随将校之意。
名义上军队的调动需要主公的批准，但事实上军队形同私兵，将领若是叛逃，很容易将自己的部曲拉过去。
军队忠于主公，实质上是因为将校们忠于主公。
可府兵亦有缺陷，这种制度对均田制依赖太深，但均田制度，以如今封建王朝的执行力，很难保证完善的落实。要不了多久便会出现崩坏，随之而来的便是府兵的流失，军队战力的下降。
因为府兵是需要自备兵器等武具的，若是失了自家田地，哪还有能力当兵？事实上在贞观中后期，府兵制缺额的现象就已经很明显了，朝廷不得不采用募兵来填充空缺。
这就是汉朝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带来的制度限制，如果要采用募兵制，以朝廷的能力，仅能常备如京师禁军这样一支数万人的精锐大军，并不足以镇守万里疆土，必须要依赖地方，那么势必会造成中央权威的削弱。
可若是采用府兵制，则要面临可能存在的军队战斗力衰弱、兵源流失等问题。在这个时代无法避免土地兼并的问题，均田制的瓦解是必然的。
李澈将难题扔给了刘备，而刘备此时又将此问扔给了荀彧，想知道这位“王佐之才”有何看法。
听完关于府兵制的构思，荀彧惊叹道：“倘若早有此制，董卓谋逆、两宫之变、袁术篡权都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李明远当真非常人也。”
董卓能够作乱，是靠着他手下的亲信部属；两宫之变，也是因为何进将禁军近乎变成了私兵；袁术篡权更不用说，若他没有本部兵马，也绝无可能抓住机会夺权成功。
在府兵制度下，将军们是没有自己私人部曲的。
刘备叹息道：“可如明远所言，三五十年内尚还好说，可若是延及百年，均田的崩溃是可以预见的，届时府兵又该何去何从？”
“但若不实行府兵，他所构思的军制毫无可行性！”荀彧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四征四镇将军，乃至于大将军是否仍然允许招收部曲？若有，与如今有何分别？若无，地方募兵，如何制约？
朝廷养不起兵，故而不得不放权于外。可如今有了养兵的方法，又岂能继续沿用权宜之策？至于百年之后的事，太远了。秦言万世，二世即亡，能稳定百年，便是滔天之功，如何能奢求更多？”
刘备有些讶异：“孤本以为文若会像明远一样，忧虑后世之事，毕竟文若看事情一向长远，怎的在此事上如此急迫？”
荀彧沉声道：“两者自有不同。府兵崩溃，仍可采用募兵进行补充，相较于一开始便用募兵，其间终究是有百年大治。若弃府兵而不用，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