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位，谋其政，从其他朝代的高官来看，他们很注重维护“规则”，因为规则是他们制定的，纵然有一定可能被对方利用，但这份规则也保护着他们自己。
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明朝的官僚，明世宗嘉靖皇帝是外藩入继，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也为了摆脱孝、武二宗的阴影，而发动了大礼议，不愿以明孝宗为皇考，而是希望将自己的父王追认为皇帝。
这种行为无疑是不符合儒家lún_lǐ的，就算是汉世祖光武皇帝自己马上打下的江山，最终还是得追认汉元帝为皇考，而不是追认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皇权的合法性来自先代皇帝。
嘉靖帝这种行为已经是更立皇统了，而他本人则是被大臣迎奉的外藩，这般作为自然掀起了巨大的风波，自内阁首辅往下，纷纷抵制这道“乱命”，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嘉靖皇帝大获全胜，自内阁首辅杨廷和往下数以百计的官员被罢黜、定罪，其父兴献王追认为恭穆献皇帝，嘉靖帝彻底收归了皇权。
若是纵向来看历史，这一幕无疑很像汉灵帝继统之时，拥立派中发生了争执，窦皇后等外戚与士人希望彻底清除宦官，而宦官则挟天子而重。区别则在于从史书来看，灵帝由于年岁尚幼，此时并非掌棋之人。
再对比两边大臣的行为，大汉王朝的大臣们无疑是“武德充沛”，大名鼎鼎的太尉陈蕃，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在事败后拉上学生和门客，直接就抄刀子冲击皇宫，试图夺回灵帝，诛杀宦官。
而大明王朝的士人们则显得有些“费拉不堪”，一群人在大门前哭哭啼啼，高喊着“国家养士百五十载，仗节死义，就在今日。”结果就是翘着屁股让人廷杖，完事后一叶扁舟放逐岭南，再来一曲《临江仙》，结果还成了《三国》的代言词。
可若是从官员的本身素养来说，大明王朝的士人无疑是有充分自觉地，他们也会为自己谋利，会与皇权争执，会谋划诛宦诛逆，但徐阶不会点齐府上家丁去砍了严嵩全家，杨廷和也不会抄家伙弄死张璁。
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允许，试想一下国家重臣说不过别人，就直接物理消灭，这会有多么可怕的影响？
更何况重臣也是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人被杀就会死，他们也不例外，没有规则保护的情况下，三尺青锋，一介匹夫，便能取了他们性命。
汉王朝的高官重臣们则大多没有这种自觉，或许是春秋任侠之风尚存，又或许是文武分界太模糊，这些官员一个比一个豪放不羁，尤其是李膺是边塞战功打出来的司隶校尉，是能吓得羌人丧胆的名将。在他看来，杀个人和杀只鸡也没什么区别，更别说被杀的人从道德上来讲确实是个该死之人，李元礼自然认为这是践行道义的义举。
而这般行为，在士人看来自然是拍手叫好的壮举。一则是为亡魂昭雪，二则是打击了宦官的党羽，告诉那些人，别以为勾搭上宦官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桓帝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如飓风般袭来的党锢之祸一扫而过，把李膺这些出头鸟全部打翻在地，也由此拉开了近二十年乱政的帷幕。
李膺或许是一时义愤，却是将屠龙宝刀递给了阉竖，正是杀机一发，遗祸无穷，
恰如刘备所言，若李膺是一介游侠，这种行为虽然不容于法理，却是足以被称为义士的壮举。但李膺是朝廷高官，他所考虑的应该是大局，这很冷酷，很无情，但却是政治的必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汉的宦官们实际上比士人更懂政治，因为他们知道规则的重要，知道敬畏大一统皇权。可士人们似乎还停留在先秦时期，并没有认识到“皇帝”与“王”的不同。
他们制定了秩序，却又常常破坏秩序，因为在这秩序之上，有士人自己的一套“道理”，这套道理的解释权则在士人手上，让皇帝如何能够高兴？
荀彧的脑子很乱，汉儒事实上是百家杂糅而成，他们除了儒家的经义，诸子百家也常有涉猎。虽然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但他们也认可法纪的重要性，可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们剖析，当掌权者自己破坏法纪的时候，带来的后果有多可怕。
“规矩是约束所有人的，而当士人不讲规矩的时候，天子又为什么要讲规矩？不合理的规矩可以废止，可以更改，但绝不能暴力破坏，尤其是不能由制定者来破坏。
法纪之要，首在于信，一次对法纪破坏的伤害，需要无数次合理的判罚来弥补。文若担心天子无约束，这方面是最该注意的，当天子不遵法纪的时候，朝纲崩坏只在朝夕。”
荀彧默默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喟然道：“臣今日方知如何为政，惭愧。可大王是否考虑过，若君王不听劝谏，又该如何？”
“那是君王自甘为独夫，与人臣何干？譬如李膺之事，若是群臣纠合进谏，指斥宦官泄露机密，纵然桓帝一力包庇，他也绝不会因此掀起党锢。或许孤如此说很冷酷，但文若自觉，是取张成之子的贱命重要，还是防止宦官独大重要？
而且当士人占住道理的时候，桓帝真的敢逆天下汹汹物议而行吗？”
“……终究回不到二十年前了。”
“是啊，但以史为鉴而知兴替，至少不该重蹈覆辙。”
荀彧轻声道：“至少大王也不喜宦官，如此便够了。”
刘备嗤笑道：“天子手握大权，本就天然受人尊崇。只要稍有手段，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