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陈友谅动手了。
在朱元璋忙着应付安丰之围的时候，在倔驴忙着解救他所谓的顶头上司名义上的龙凤皇帝韩林儿的时候，一直静观事态发展却也同时早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伺机而动的陈友谅敏锐嗅到了绝佳的军事机会。
当他听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做为一军统帅的朱元璋不坐镇中央，反而闲的没事干去安丰伺候他老大的时候，沉寂了许久早已按耐不住兴奋和激动心情的陈友谅决定动手。
在决定动手之前陈友谅似乎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更在事先就确定好了进攻的目标。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向自己的目的地出发。
他的第一目标并不是朱元璋最为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应天府，而是舍重就轻选择集结重兵攻打防守近乎严密的洪都城。
我到现在都不敢想象陈友谅在当时那种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做出这等近乎疯狂的决定需要付出多么下定的决心和勇气。
因为在这等可以说是老天白送上苍白给的绝佳机会面前，陈友谅如果率兵攻打防守几乎薄弱军队近乎搬空只剩一个空壳只有一些虾兵蟹将镇守的应天的话，那陈友谅的大军必然可以直捣黄龙，一举拿下朱元璋的后方总部。
不仅如此，如果朱元璋的战略总部被一锅端的话，那连带着几次三番才辛苦攻下的太平、龙湾、毫州等设立在应天府前方的几道安全屏障，也必然会被陈友谅挨个点名逐一清除。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朱元璋原本在龙湾战役中获得仅有的一点战略优势必定荡然无存。
真到了那个时候，朱元璋仅剩的一丁点兵马估计也只能忘尘兴叹，回天无力，静等灭亡。
这本来是一桩绝好的生意。
可以说是包赚不赔的买卖。
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绝佳的政治利益放在张士诚这个商人面前的话，那张士诚的做法必然会直接选择攻打应天。
但是可惜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不一样，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二人都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
其实这个选择也并不难理解。
既然讲到了这里，那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我个人认为的两种人物的性格特点。
而在这两种人物性格特点完全解释明白之后，陈友谅做出这等选择也就解释的通了。
首先第一点和他个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张士诚，从小就跟钱打交道，私盐贩子出身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是一个唯利是图集奸诈与贪婪于一体，欲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无休无止无所不用其极的奸诈小人。
这类人做任何事情的初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压低成本榨取低价甚至免费劳动力，而在其中最大力度获取自己的利润。
说简单点吧，张士诚这个山炮看中的只是利润。
也就是钱。
是一砸一个坑一丢一条命的银子。
在银子面前，他们蹿得比谁都快。
在票子面前，他们算的比谁都精。
这类人有一个通俗的信仰，那就是：利益。
在他们眼里一切不以利益为获取目的的买卖，全都是扯淡。
而陈友谅则完全不同。
陈友谅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打交道，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奸邪无比狠辣无双的阴谋家。
在阴谋家眼里，他们看中的往往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是一种看不透说不清摸不着道不明的思想上的东西。
这种东西叫做：权利。
这种人他们最为看重的往往是政治利益，虽然都是利益，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陈友谅看重的政治利益是绝对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绝对权利存在，那经济利益就可以轻易获取。
这里经济利益的获取方式可以强取，也可以豪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更可以走一些极端，选择一些白道不齿黑道却常干的敲诈勒索的买卖，反正自己手里有枪，爷就是老大，爷想怎么玩都由爷说了算，大不了最后利益获得之后把知情的人全部干掉，也就不会有人再知道这些事是我做的了，这种轻而易举不劳而获的买卖他们想的出来更做得出来。
这类人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做法，那就是：
谁敢不听从我的号令，我就打谁；
谁敢不服从我的指挥，爷就灭谁。
这是他们这种人一贯执行策略，也是他们个人的思想准则。
在他们眼里，只有枪和兵马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手中绝对的权利才是他们的个人信仰。
在他们看来，一切的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绝对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基础，可以绝对控制的军事号召力和军事威慑力为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够完成。
这种人也有他们的基本的信仰，那就是：不择手段。
在此类人眼里只要自己能够达到权利的巅峰，任何手段都自己都可以为之所用。
他们看重的往往只是结果，却从来不关注其中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类人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不断获取而被无限放大的政治野心。
说通俗点，他们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利益。
在绝对的政治利益面前，任何感情上的东西都可以被无情的抛弃。
如果说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环境下，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他们为人做事的方式还算是符合人性最根本的性格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