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岱波也沉默了。一时间一切都显得闷声闷气，他粗圆手指上的大戒指与他儒雅外表，表现出不和谐的反差。车内回荡着令人心烦的单调的车轮轧在地面上的声音。因为这儿远离繁华市中心，所以马路上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只有马路两旁的高层现代建筑群不时掠过眼帘，显得空阔而静寂。
“我同你在爱情lún_lǐ观念上相差太远，犹如一条河流的此岸和彼岸，但我对你的坦率和勇气还是挺赞赏的，会捕猎的老手，总有他的陷阱和洞穴，你一定如愿以偿了，是不是？请接着往下说吧！”
此时，我语调里已没有甜甜柔情了，那如小猫温驯地蜷伏在阳光下的氛围已荡然无存，他的所谓父性气质，也宛若纸片搭成的宫殿被一阵风吹倒，吹塌了，我心理上有了一种压倒他的气势。
“是的，我娶了唐山市政府一个领导人物的女儿。借助岳丈大人后台柱的力量，我由一个工厂工人成了市直机关一名职员。当时几乎每个有才干有抱负有野心的青年，人生目标都是从政，我们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与国内长期的政治气侯有关。”
“那么，到了市直机关以后，你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悦纳了自己，成为咤叱风云，有声有色的政治家了！”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无讥讽地说。
他一时语塞了，一丝近于悲哀的嘲弄浮上他嘴角，他双眸的光辉也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束黯淡的灰烬，他以低沉的语调说：
“在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政治可投入。中国不像西方国家，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民主政治，任你发表政治主张，自由竞选。官场上无穷无尽的应酬算计，需要伪装克制和表演，忌讳直率、坦诚、激情和才气。进了市直机关不久，我岳父去世了，失去了靠山，我终于明白了，靠论资排辈，一级一级提拔，等我头发白了，恐怕最多混个市委常委。一杯开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几乎磨掉了我发愤进取的血性和韧性。你想去开拓，去建树，去创造吗？没有土地，没有环境，也没有气侯，我感到活得不是我自己，厌倦而疲乏，我消沉了。”
“一个青年奋斗的路，不外乎从政、从商、从文，从政、从文走不通，你就从商了？”我说，语调中竟有几分幸灾乐祸。
“如果我像中国很多人一样，甘愿平凡，做个小公务员，收入固定，也有吃有穿。虽然薪水少得可怜，但在举国上下一律清贫，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准中，也有一种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心理负担并不重。不幸的是，我是个天生想出人头地的人，不能接受庸碌和平凡。正当我为我自己的平庸痛苦不堪的时侯，八四年，我妻子突然找到了在香港当大老板的舅舅，我那已沉没下去的命运之舟又浮出了水面。因为岳父母相继去世，舅舅邀请我们去香港继承他的一部分产业，我踌蹰满志地又迈出新的一步──步入商界。”
又穿过一个亮着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轿车左拐弯，驶进一条幽静笔直的柏油路。
他一边娴熟地开车，一边继续说：
“人对金钱、商品、虚荣、物质享受，天生就有一种本能渴望。等我同妻子到了香港，看到她舅舅的生活方式，看到许多香港商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做生意，我到西欧发达国家，看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我才知道，以前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贫乏和寒酸，那不叫生活，那仅是维持最低限度的活着！而要享受高贵的有尊严的人的生活，你必须有钱，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人的尊严和虚荣，如果没有钱，只能像个可怜的捉襟见肘的佝偻，不能挺起胸脯，舒展筋骨，做个堂堂正正潇潇洒洒的人。”
“你挣到钱了吗？你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了吗？”我问。
“有时侯人的目标看起来伸手可及，但那不是目标，只是透过障碍物的折光罢了。我毕竟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那个时代在我身上打下了很深烙印，在过去十几年里，因为长期习惯靠国家和组织供给的生活方式，我就像一只被豢养在笼子里的东北虎，过着食来张口的生活，久而久之，它那赖以生存和称霸森林的牙齿和利爪都因长期不用而蜕化了，失去了战斗力。”
曹岱波说到这里，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使他脸色发白，他略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到：
“五年前到香港时，我34岁，中国人普遍的弱素质低能力现象，像时代的霉斑一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了完全靠自己的环境，突然斩断了过去的各种联系，挣脱了习惯的枷锁，失去了惰性的依附，我感到强烈的失落和恐惧，我感到自己根本就不具备在香港这样发达的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那块霉斑时间太久了，霉菌早已把布料毁坏，一切都太迟了。怀疑之后，我绝望了。五年来，我主要靠她舅舅的扶持和指导，在深圳当公司总经理，实际上是个被操纵的傀儡，有名无实。我只有一张自修函授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我不懂英语和房地产专业知识，在房地产业，我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我可能没有经商天赋，我也许更适合从政。我常恨自己，活得不像个男人，靠妻子带来的财富或者说靠妻子吃饭，我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