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悲哀的意识到自己在重复过去的人生，以一种非常抵触的情绪做一件心知肚明的错事，逃避。
就跟条件反射一样，她故技重施，像当年还是费里曼太太时，大把大把时间不在家，对方也拿她没办法，最后慢慢的把他拖的没脾气了，看淡了，离婚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和上次也有不同之处，她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费里曼，但是叶江川的情况就复杂多了，他是江舟的儿子！
她真是一刻都在他身边呆不下去，可由于自责和内疚，又不敢太表现出来，简直无路可走。她自己后来意识到哪怕拼命克制情绪，她的所作所为也很伤人，所以逃也似的跑了。再这样下去，她会疯的，不知道该如何与那个人相处。偏偏叶江川的心还特别细，什么都瞒不过他，宋司南每天压力很大，在苏州时他就问过自己是不是跟她喜欢的人长得很像，这个要命的问题，她日日提心吊胆，生怕他再提起来，和他说话都得十二万分小心，生怕出了纰漏。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这是遗传的江舟，人家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一开始，叶江川还会想方设法打电话，写信，发电报，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找她，后来有几次她太忙了，没及时接到他的电话，虽然过后也打给他，但是从那以后，联系的频率便明显减少了。这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内，长痛不如短痛，她想，自己狠下心来也是为他好，毕竟他还年轻，值得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姑娘相伴一生。当然，为了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过年，重大节日，叶江川妈妈的生日，他单位要求家属出席的活动，她都尽职尽责的到场。久而久之，她自己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是叶江川雇来撑场面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那个年代打电话用的是座机，且不是想装就装的，在八十年代处还是领导干部的专利，级别不够是不行的，而能拨打国际长途的基本只有机关单位里才有，叶江川大概只能用单位的电话打，时间非常不好凑，打一次都很费劲，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宋司南很少接到他电话的原因。
她惯于应酬，无论多大的场合，多高级别的领导，她都从容淡定，虽然与叶江川多日未见，倒也看不出明显的疏离，大概是两个人自觉切换到工作模式了，他们当初在香港共事了一年多，很有默契。
可回到了家，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在路上，他们还自如的谈笑，毫不拘束，可一回到家，气氛就冷下来，宋司南也开始没来由的紧张起来，她怕和他独处。她并不是怕他会做出什么强迫自己的事，反而是那个人时不时说出的一言半语，能让她愧疚很多天，杀伤力巨大，所以她本能的想要屏蔽这些感情有关的接触。
当然，每次回来也不是参加完活动立刻就走，多少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成了她最难熬的日子，火候很难拿捏，她的原则是尽量不引起冲突，得过且过，能让就让，浑水摸鱼，敷衍了事。她的态度不冷不热，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叶江川的提议，比如看电影，游玩等小节目，表面上基本做到了，你说去哪就去哪，你想干嘛就干嘛，让人说不出什么，可问题是他们是夫妻，不是工作关系，如人饮水，这不温不火的温吞水最让人受不了。慢慢的，叶江川连提都不提了，她一开始挺高兴，终于不用陪太子读书了，乐得轻松，可是后来，她又不自在起来。
她不管多忙总是赶回来的主要动机就是弥补过失，减少内疚，如之前提到的，她自己知道总躲着不对，也知道这样对叶江川不大公平，尽管他们所谓的婚姻过于草率，但自己这种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若是放在别的事上，要么坐下来谈，弄个可行方案出来，要么干脆做个了断，断没有这样耗着，企图把事情托没了的做法，她本人其实很看不起这种行为，甚至在不同场合谴责过生意场上类似的事，可这次，变成她自己干这样的事，实在不光彩。而且以她对叶江川的了解，这个人绝对不像表面上那样云淡风轻，什么都憋在心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事情，还很难收拾那种，所以她一直不能安心。
她甚至想过制造机会，撮合叶江川和别人，但由于周围缺乏帮手，没法实行。进不得，退不得，攻不成，守还难，孙子兵法到了这也不好使，因为这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而是感情的纠结。不知多少次，她想直接摊派，跟叶江川说明一切，你猜的都对，你确实是像我喜欢的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是你爸爸！可不知怎么的，总在最后关头开不了口。
叶江川也借着出差的机会来香港探望过她，一年总有几次。她惊讶于不同以往在北京时的不自然，两人竟然能找到几分当初刚相识时的轻松默契来。她以东道主的身份亲自在机场把他迎来，在万千攒动的人头中看见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庞时，心里竟然有丝丝激动欣喜，让她自己都很惊讶。他停留的那几天，全是她安排食宿节目，一起去参观画展，观看歌剧，芭蕾舞，各种音乐会，电影，全是他喜欢的。一日三餐虽然她很少亲自下厨，但是口味菜式，也都是按照他的喜好精心搭配的，从不重样。她虽然没意识到自己在刻意讨他欢心，但确实比一般夫妻间殷勤许多。这是下意识的补偿行为，她虽然不喜欢一直呆在他身边，但对于这个人并没有恶感，也不想伤害他，再怎么说他也是江舟的儿子呀。
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