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伯说：“我会算，还有比我会算的哩。我村里的老财迷，父子两个只买一份红肉煮馍，铜锤馍把碗掰满，摞得跟金字塔一样，煮出来就是两大碗，两个人都够吃啦。那时候是国家穷，家家都穷，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哩。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都要‘算了再吃，反对吃了再算’，就这还是平常时候。三年过度时期那就更苦啦，就跟红军当年长征差不多，连树皮草根都吃光啦。偷着吃、抢着吃的事随处可见，听说外地还饿死了不少人哩。”
小伙又问：“那是啥原因吗？可能就是听人说的‘遭年慌’吧。”
常大伯又说：“天灾是有些，那倒不是主要原因。年慌那是解放以前，民国十八年的事，老天连续旱了三年，六料庄稼没有收成，紧跟着又来了蝗虫吃田，瘟疫‘狐狸拉’。唉，把咱这里的人就死扎啦，许多村子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三年过度时期，全国人民都挨过饿，中央领导吃饭也有定量。饿死人的事虽然也有，但不多见。那时候，刚解放十来年时间，国家百废待兴，苏联老大哥给咱中国帮了不少忙，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和咱翻了脸。不但不帮忙啦，原先帮过的都要还哩。咱们国家领导很有志气，号召全国六亿人民勒紧裤带，艰省节约，三年之内就还清了苏联所有债务，咱们中国不过受了点紧而已。”
玉顺吃完了自己的饭，看常大伯说地没完，就挡着他说：“哥，别说了，快吃饭吧。现在说那些陈年老话能干啥，把饭都说凉啦。快吃，快吃，咱们还要赶路哩。”
常大伯不再说话，低下头很快吃完饭，向服务员招招手问：“喂，同志，多少钱呀？”
服务员走过来说：“大叔，一碗十块，馍就不算钱啦。老板嫌收零钱麻烦，你两个给二十就行了。”
常大伯吃惊地说：“啥？就十块钱，不是说你们这里便宜吗，咋还要十块哩？就算比过去涨十几倍，那也应该是五块钱呀！你们咋能要十块，就多了一半子。”
服务员说：“大叔，都啥年月了，那里有五块钱的羊肉泡。我们卖十块钱，的确是全县最便宜的，人家最少的就是十二、十五，饭店里还要二十块钱哩。”
小伙说：“大叔，你这些年没进过食堂，十块钱的确是最便宜的，人家不会哄你。”
常大伯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元向服务员递去，玉顺早把二十块钱塞到服务员手里说：“哥，我这里有零钱，快把你的钱装上吧。”
服务员收了玉顺给的零钱，常大伯又把钱递向玉顺说：“我先把你替我行的礼钱给你。”
玉顺接住钱，又塞进哥哥口袋说：“我今天就没替你行礼，你人没到，席没坐，连一口水都没喝，为啥要给他行礼呢？我给你把一百元省下了，能吃十次羊肉泡。”
常大伯知道玉顺说的是假话，不想当面说破，装进口袋的钱也不好意思再往出掏。他就以假当真说：“这不太好吧。就凭以前那回事上，不坐席也该行个礼。”
玉顺又说：“不说了，不说了，今天没行就没行，日月常在，往后行礼的机会多着哩。”
那小伙也吃完了饭，正要起身清账，从里边走出两个人来。看样子都是老板，好像喝的多了，老远就能闻到满身酒气。其中一个挺着大肚皮，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看见小伙就说：“小伙子，你也在这里吃饭。时间差不多了，你得抓紧，城外还有两个人等着坐车哩。”
小伙掏着钱说：“饭吃毕了，我把钱一开马上就走，保证耽误不了你的事。”
那人又对和他一起出来的人说：“杨师，这小伙吃饭的钱别收了，记到我的账上。”
小伙把掏出来的钱又装进口袋说：“那就多谢了。”说罢，三人一起走出店门。
小伙把车停在城郊一条背巷子里，走得玉顺两腿发软，好不容易才走到停车的地方。玉顺嘴里喘着粗气说：“小伙子呀，你咋把车停得这么远的，把人能走得累死。早知这样，还不如坐出租哩，价钱贵点算啥，人不用跑这么远的路，不受这洋罪。”
小伙说：“我这车没有手续，开进里边有点害怕，多走几步路怕啥，主要图个保险。”
玉顺又说：“你这车不像是才买的新车，咋能没有手续哩？”
小伙开着车门说：“我才买了一个来月，是个没有牌照的旧车，便宜。有手续的车太贵了，咱买不起，我晚上出来偷着跑跑，交警下了班，没有手续不要紧。”
常大伯听到这话就郑重其事地问：“小伙子，你这车多少钱买的，可能是个黑车吧？”
小伙打开车门说：“三千多元，是个白车，你老叔的眼睛差得远，连黑白都看不清吗。”
常大伯说：“小伙子，我所说的黑车不是颜色黑白，指的是贼偷的赃车，那样的车虽然价钱便宜，然而后患无穷。小伙子，买车要知根知底哩，不明不白的车不敢买。”
玉顺也说：“小伙，我哥说得对，贼偷的车不能买，那就是给贼销赃哩，是犯法的。”
小伙说：“大叔，没事，咱拿钱买车，只要价钱便宜，还管他是不是贼偷来的。”
常大伯又说：“小伙子，这样的面包车要值四五万哩，你拿三千多元能买回来，不是贼偷的赃车才怪哩。你这车我们可不敢坐，要是被抓住了，也得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