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望远镜鼓着腮帮子的日军少佐和山上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们的中国军人一样咬牙切齿。
就是这个已成孤军被完全切割包围的中国守军阵地，却挡住了他三个步兵中队轮番十余次进攻。无论是山炮野炮还是飞机轰炸，山顶上的那帮中国人，仿佛是铁人一般，无论轰炸的强度有多高，只要步兵一进攻至200米内，他们的枪声就会重新响起。
最可恶的是他们的手榴弹，居高临下这么丢下来，战死的一百余帝国勇士最少有百分之六十是死在这上面的。
“西川君，你的勇士们准备好了没有？”日军少佐放下望远镜，冲着身边的一个中尉问道。
“新朝大队长，已经全部准备完毕。”日军中尉大声回答道。
“呦西！告诉他们可以开始炮击，十五分钟后，由你指挥，步兵中队开始进攻。”日军少佐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支那人，好好享受帝国皇军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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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听到炮响的中尉脸色一变，“狗日的小鬼子果然又想玩花样，老张你们几个在阵地上注意点儿，这次可能更厉害。”
话音未落，带着尖啸而来的炮弹在距离战壕二十多米的位置轰然爆炸，但却没有往常那样的猛烈爆炸声，也不没有爆发出往常一样的黑色硝烟，而是一股黄绿色烟雾猛然爆出。
“毒气弹，所有人，都给老子戴上防毒面具。”中尉脸色猛然大变，声嘶力竭的大喊。
做为在河北战场上已经和日寇交锋过数场的军队，十七师对于日军这种冒着绿烟的弹种一点儿也不陌生。
毒气弹，是日本人在遇到难以攻克的阵地时经常使用的弹种。在这种中毒者鼻、喉、眼粘膜均有刺激感并伴随前额胀痛症状，高浓度条件下可引起剧烈头痛、呕吐、呼吸困难，最终导致中毒者死亡的恐怖毒气的攻击下，没有防毒面具的守军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戴着防毒面具冲上守军阵地的日军往往只需要向里面丢上一阵手榴弹再用刺刀补刀，中方阵地上就不会再有一个活人。
这是日军用以攻坚的最后手段，但面对没有防毒面具的中国守军，却无往而不利。
其实，年轻的中尉并不知道。在战争的初期阶段，用火炮和飞机基本已经可以节节胜利的日军还没有大量使用毒气。就是在太原保卫战之时，不管是位于晋北的忻口还是晋东的娘子关，侵入华北的日军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于是，开始大量使用毒气弹。
而运抵井陉县城的毒气弹，数量高达五卡车。
这个时期日军所用的毒气弹最为普遍的是一种被称作“红剂”的毒气弹，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染色剂，而是一种可溶于水、可燃、可爆炸的呕吐性毒剂。只不过是欲盖弥彰的日军做贼心虚规避研发的毒气弹的常用名，以颜色指代，红色便是这种呕吐性毒剂的标记色，“红剂“由此得名。
正是在山西之战中日军使用毒气弹尝到了甜头，红剂毒气弹在日军尤其是华北日军中得到了大量应用。现在，还只是开发出了炮射式的毒气弹，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战争的需要和技术的更新，日军还开发出了容器式、手掷式、发射式、航弹式共四大类“红剂“武器。
中国军民，将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和丧心病狂装备了大量毒气弹的日寇作战。
而据战后美军从日本陆军兵工厂缴获资料中的《昭和 7 年--昭和 16 年陆军毒气弹产量表》进行不完全统计，从 1932 年至 1941 年间（欠缺 1940 年数据），日本陆军光是红剂毒气弹总产量便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四千零六十七枚/具之多。巨大的产量，充足的储备，成为其在中国战场滥施滥用的主要保证。
值得说明的是，“红剂“毒性虽然远胜于一战德军同类毒气，但相较于芥子气、路易士剂等糜烂性毒气，其在杀伤效能方面与后者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不过更加烈性的糜烂性毒剂施用后需要进行复杂洗消作业或出现连续大雨天候方可形成攻击通道，这是日军自己也无法忍受的。
日军之所以钟爱“红剂“，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顾虑，而是因为这种毒剂制取、灌装、施放都相对简便，师团制毒队甚至任意单兵都可以轻松使用，而且不存在皮肤沾染，安全性好，步兵分队可佩戴防毒面具在它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击。
反观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与红色部队及其他抗日武装，他们中大多数部队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有配备，“红剂“才得以在中国战场反复逞凶。而著名的“北疃村惨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曾经时空中的 1942 年，为进一步强化控制区“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发起“三号作战“，再次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式扫荡。
5 月下旬，华北方面军 110 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发布师团作战命令，摘要如下：“1.师团在安平北方滹沱河及潴龙河中间地带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步兵 163 联队一部沿保定至徐水地区攻击前进。
2.本次作战期间各部队需努力寻求战机，验证红筒（呕吐剂）与绿筒（催泪剂）对地道的攻击效果，并在作战结束后提出反馈，由联队本部军医坂东大尉提供技术支援。3.依照以上命令，由 163 联队联队长亲率联队本部、通信班、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步兵炮中队各一部共约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