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场。
燕飞给周大脸家里打过电话不到十分钟，周大脸的家里就来人了。
来的是周大脸的一个堂兄，名叫周时亮，在乡里上班的。这人平时也算小有头脸，不过遇到那位村支书这样，携整个村的人集体闹起来的事儿，他就没招了。
除非是燕飞这种无法无天，还有种种诡异手段的人，否则遇到这种随时可能发展成为**的情况，那真是没什么好办法。
既然过来，也不会是空手，带的烟酒礼品不少，这也是应有之意。
一番寒暄客气自不必说，主要商量的就是在什么地方摆酒吃饭的事儿。至于说燕飞这边想请什么人陪客吃饭，那他就不便干涉了——已经委托了燕飞当调解人，他们这边就只用尽量配合燕飞，等个结果了。
说实话在他们心里，要是燕飞出马再搞不定这事儿，恐怕周大脸这厮就真的惨了。一旦进去不打紧，看那个村支书死缠烂打的样子，估计还得扒拉一下周大脸的黑历史，翻出些旧账让周大脸吃不了兜着走。
可能有人会不太理解这个农村乡镇的所谓‘调解’。
就像这件事，周大脸打人是触犯了法律，该怎么惩罚都是应该的。至于说被他打的那小子打坏路灯，这次他可是亲口承认了，当时打架的时候证人也不少，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就行。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在三岔河这样的小镇，调解就是个传统。相对于法律，大家更认可这个传统。
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农村里打死偷牛的。按法律是杀人偿命，就算情有可原关个二十年也是正常。可是在三岔河这里，或者说大部分地方的传统观念中，偷牛被打死那是活该，如果打死人的被法律惩罚，那就很难理解。
这样一旦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就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极端点的甚至会认为，反正打小偷也犯法，那下次只要不偷到我头上，我还是看个热闹算了。
而对于小偷来说，那就呵呵了。反正我偷东西有法律管，谁打我也犯法，我尽管偷好了，无非是拘留几天的事儿，好像谁没进过号子似的，多大点事儿——在很多时候，小偷们对于群众自发的行动，惧怕要远远超过法律。因为偷偷摸摸的，法律上判轻点就是关几天，可要是被打了，那可就不是躺几天的事儿。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地方上靠派出所那点警力，如果不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想维持好地方治安，派出所的几个人就算是活活累死，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做好。
考虑到这种影响，实际上在地方上打死这种作奸犯科的，诸如偷牛的**的，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比如周大脸这事，因为双方都算是‘名人’，这件事一闹开来，影响就不小，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反正都知道了，大家也都在等着结果。
别看平时周大脸不得人心，但是这次他揍的这小子先破坏公共财物在先，反倒是占了理。如果因此让周大脸进了监狱，再被扒拉出来一些黑历史，判上好几年的话，不服的人大有人在。
而那个孩子打路灯的村支书，携着全村老少闹腾，在他们看来，不就是孩子在街上玩，随便打几个路灯而已，又不关你周大脸的事儿——反正村里的人夜里也不从这街上走，上学的大多住校，不住校的也都得随时带着手电筒。
如果这次村支书一方‘获胜’，那么对他们全村人来说，敲几个路灯就真的是小事儿了。
“破坏点公家的东西不算个什么事儿”这个认知，对于乡里的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今天你砸几个路灯，过几天你偷点电线，再过几天你是不是就要来乡政府砸点东西过过瘾了？
很多事情还要看影响大小，今天这小子砸坏路灯不受惩罚，或者是只被不疼不痒地罚几个钱了事，那对于那些‘闲人’们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无声的鼓励——搞不好过不了几天，街道上的路灯又一个不剩了，这个真的是谁都能想到的。
有些事儿难办，就是这么个原因。大家更相信自己的朴素认知，如果这种认知一旦被推翻，那后果很可能是谁也不会想看到的——就比如众所周知的扶不扶事件，那位审判的法官一句“不是你撞的你干嘛去扶她”，造成的影响现在依然无法根除。
实际上断条腿，在三岔河镇的人看来，也真不算什么大事——谁让你自己先手贱的，不就是打断条腿，骨头对上糊点药躺几个月的事儿。说不定躺几个月，那个无事生非的小子以后还能改改性子，安生点呢！
不管周大脸以前多少错，这次大部分人还是站在周大脸这边的，包括乡里的意见也是如此。
那个村支书的依仗就是村里人多，反正乡里怕闹出**，他就敢谁的面子也不给。哪怕是乡长镇长也不行——他不担心以后怎么样，反正村里干部是选举出来的，只要他这次护犊子成功，不但不用担心当不了这个村官，反而会在村里大幅度提高自己的人望。
如果这次让大家普遍认为是没理的村支书获胜，那就是歪风被吹了起来。反过来说，如果村支书这次偃旗息鼓，那么想必以后镇上的路灯，就再也不担心“认为损坏”了。
周时亮在燕飞这里也没待多久，说上一通感谢的话就告辞了——这事欠的是人情，不是几句话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