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的事情只是一段插曲，他们在沛县也只是过客。
休整之后，还是得向着目的地出发。
这一段送信的经历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可对于祝英台来说，却点醒了她许多以往不曾、也不敢去想的事情。
在离开会稽学馆之前，祝英台大部分时间都期冀着自己能获得独自求生的能力，然后傍上一条大腿，能跟着大腿在后面分分红，自己安心的做个富家公就可以了。
要是有看得顺眼的人，就谈个恋爱，没有志同道合的，不婚也不是不可以。有余力就行个善，没余力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这便是胸无大志的祝英台对自己还算不上“计划”的未来做出的一点稍显幼稚的规划。
这么不成器的规划自然是幼稚的，一个穿来没多久，活动地图只限祝家庄和会稽学馆，连社会新鲜人都不算的祝英台，能以自立为第一目标已经算是还有点靠谱了。
她死活要跟着马文才出来，也无非就是想看看南梁的社会环境能容纳她做到哪一步，她又能做到哪一步。
可这一步跨出来后，她却开始后悔了。
这样的社会形态，完全让她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出口。
她来自现代，即便她来的那个世界社会阶层也开始渐渐固化，难以打破其中的藩篱，但人和人之间还是维持着最基本的善意的。即便是人治大于法制，但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相处，依旧还是相信法律。
即便是穷人和富人之间，也绝没有我啐你一口我就要被拉出去抽二十鞭子，也绝没有穷人欠富人钱不还，街坊邻居也要跟着连坐的事情。
庶人和士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身份的相隔，更多的是价值观和多年来生活习惯造成的隔阂，即便是梁山伯这样庶人中的佼佼者，也有太多祝英台根本接受不了的东西，远的不说，祝英台就完全无法接受梁山伯五六天都不洗一次澡的习惯，更别说其他普通庶人的生活习惯更差。
在她的世界里，哪怕是班上最穷困的学生，那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加数年的高压教育教导出来的，即便不能如同城中物质丰富的学生一样获得更多的资源，可祖辈们刻在骨子里要“出去”，要“读书”，要“上进”的烙印会促使他们不停向上，随处可见的报纸杂志书籍和新闻能开阔他们的眼界，他们也许在物质上输给别人，可很多时候在见识和思想上并不弱于任何人。
他们也知道礼义廉耻，哪怕最无耻的人，在现代文明下，也会用各种礼仪规范掩饰那种赤/裸/裸的恶。
恶人依然还有，受到多少教育却还完全不顾廉耻的人也有，可和庞大的基数比起来，毕竟不是多数。
但这个世界的庶人，就是庶人。
无论祝英台再怎么不愿意相信，再怎么觉得这样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可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庶人，根本就不值得很多人的同情。
在大多数是还在为着生存需求里最基本的那一层在奔波时，为了活下去就要付出一切，为了争夺那一点点资源，是没有什么“尊严”和“廉耻”可言的。
要活，要占便宜，要不择手段，仁义道德是什么？能换成吃的吗？
这几乎是一群靠着本能在活的人。
有时候祝英台在拼命的回想唐宋盛世，想着那些古装剧里衣冠楚楚的书生如何fēng_liú潇洒，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一日踏遍长安路，那些古装的丽人又是如何的妩媚多情，怀抱着一支琵琶就能歌遍桃花。
有的，有那样的盛世，却不在此时。
在这个连科举都没有的时代，即便开设了五馆这样值得让所有寒门努力一搏的地方，能从这里出头的人，一个都没有。
是的，祝英台问过了，从天监四年开始开设五馆，这十几年来的学生已经何止万人，精通五经能够明经对策的惊才绝艳之士也不知出过多少，可由明经射策入仕者一个都没有。
从五馆走出去的学生，至今没有一个官位达到过五品，连拿出来作为五馆名头的没有几个。
在这种情况下，寒门上升的路径靠读书几乎根本没用，反倒是每到打仗之时，乡野中最心狠手辣的那一群武勇之辈能够立刻翻身，以低级将领或乡军的身份得到身份的提升。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部分普通的百姓情愿让孩子在乡野中好勇斗狠，也不愿让孩子去学读书。
读书无用论几乎成了庶人中的主流，识字的沦为吏官，乡野间像是吴老大、田老二那样狠到能对自己下刀子的人，却能顷刻间就聚集起一批亡命之徒。
在许多庶族的眼里，这才是能人。
识字有礼？
大概也就在名望上好一点，但对他的境遇没有什么更大的好处。
看梁山伯过的如何就知道了，再看看会稽学馆里一群已近二十却还没有成家一直在五馆读书的。
如果读书人真的受到追捧，又何至于如此？
这样弱肉强食的世道，真正的善心人早已经被啃的连骨头都不剩，就像那位方天佑。而已经在温室环境下习惯了的祝英台，乍见到这样的残酷，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士族依旧在醉生梦死，看不到下面暗潮涌动，看不到那些被他们瞧不起的“庶民”，在几百年动乱的世道中，将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一点点磨砺去，为了生存而积聚起的可怕力量。
想想徐之勉，想想那天闯入方天佑家门的佃户，若是士族渐渐失去他们威慑力时，末日便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