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坊军情司里，上官婉儿看着韦一笑交来的监视报告，上面记载了周兴与丘神绩的谈话，她想想后，下令道：“继续监视他们的动向！”
“是，小叔母！”韦一笑接令道（人少时他这么说，人多则称呼上官婉儿的官衔名）
两人共识，光是他们的谈话还不足以令到定罪，作进一步的监视，拿到确凿实据之后，再行定罪，一下子让他们不得翻身！
韦一笑赞道：“小叔母让我们去监视周兴，没想到真的有斩获！”
上官婉儿冷笑一声道：“彼辈（那一伙人）狼子野心，迟早会不安分守己，走着瞧就行了！”
她提醒韦一笑道：“做好你的工作，切勿小心，不要暴露！”
“小叔母放心，我们晓得了！”韦一笑应道。
……
此后，周兴与丘神绩私底下里多次相聚，商议大事，渐渐入巷。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了军情司的监控中，记录下来，档案资料在不断增厚，等待着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那个让韦怀义暴跳如雷的侯尊道长，之后无影无踪，应该是在大势力的庇护下，因此韦怀义找不到，发作不得。
而韦晞的不许制狱在地方上建立分支机构、不许拢民、不许拢军三大方针政策的效果呈现，酷吏们只能够在两都的小范围内折腾，无法对地方事务指手划脚，不能干涉国民经济（出了两都，大商人们根本不鸟酷吏），军队保持不乱，祸害被控制住了。
另有一条韦晞没有说出来，但武则天同样不会允许酷吏们插手的，那就是“人事权”！
中央的高级、中级文臣、地方高级官员和军队将（中央军中郎将以上、地方府军都尉、校尉的选拨任用，她乾纲独断，绝不允许他人置喙！
一定程度上，也将酷吏的威风给压制住了，否则酷吏威胁吏部堂官司官说：“你们要任用某某某，否则制狱上请你们走一遭！”
吏部官员当然怕啊，他们如果听了酷吏的话，那就为酷吏干涉人才选拨。
但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多这样的事情，酷吏们固然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大权始终在武则天的手里。
因为武则天会考核人才，呈报上来的官员名单，她亲自审核、面试，觉察他们的水平，是人才的当然不怕，但不是人才的一露馅，那个被选人就被黜落，吏部会吃挂络，其罪可为“欺君！”
这是一等大罪，他们挨罪了，再把是谁谁谁要我做的供出来，或者被查出来，酷吏也逃不脱关系，也不敢对人事选用说三道四的。
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武则天沉重地打击了李唐的皇子皇孙，打破了关陇贵族集团在政治上的垄断，这些人是能够在政治上威胁到她统治地位的，对他们杀的杀，关的关，从而空出了许多的官位子来。
隋唐科举实行是实行了，但权贵集团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位置来，而皇帝们为了统治稳定，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的利益。
事实上，隋朝开了科举，唐朝推进科举，但真正科举大盛乃到了宋朝才盛行。
唐朝时期，请托、投献等推荐当官而不是科举当官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不过，韦晞在了，利用上武则天大力打击传统权贵势力，空出许多位置的好机会，唆使同党郭待举上书朝廷，改革科举！
在垂拱四年（六八八年）年末，大唐举国上下都听闻爆竹声响，官衙门准备封印的当儿，同凤阁鸾台三品、户部尚书郭待举上了一个折子，立即震动了朝野。
《请行大唐新制科疏》中认为国家需要更多的人才（他不说原因为什么会人才缺位），而当前选拔人才的方法存在着种种弊端（也不说什么弊端，春秋笔法带过），他相当详尽地写出了新的科举制度实施办法，其重点为：
组织制度上，先县试，由当地县令主持组织考试，得出人才谓之“秀才”，之后各县秀才集中于州，称为乡试，主持人员是州刺史或者部里高官，考出人才称为“举人”，最后是各州举人齐集京城，进行会试，录得人才为“进士”，会试完再进行殿试，进士为天子门生，乃朝廷的人才，不属于任何一个官员的门生出身。
实施的原则有严格考试规程，做到试题保密，集中人员去考，考官进场就得封场，不得外出等等。
实行“糊名制”，即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密封，甚至是组织小吏重抄试试题，反正就是杜绝主考官和阅卷官看人录取，确保有实力人才不被人情挤走。
之前国家人才考试是一年一大考，郭待举认为劳民伤财，今后确定为每三年来一遭，如朝廷有喜事，可开恩科加多一大考。
殿试名次进行分档，分为三甲，即一甲前三名为“进士及第”乃状元、探花和榜眼，二甲若干人称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为“同进士出身”，所有的殿试人员都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不应黜落，即全部录取！
之前科举所得进士皆称乙科，郭待举为了彰显文贵，主张进士皆称为“甲科”
对于制科试题，郭待举认为录进士者乃是当官，当官者，首重忠诚和识圣人之言，以考经义为首，当官还得解决中央、地方问题，应以解决实务为主，所以主要考策问，亦即申论，不考诗、赋。
这是务实之举，对考风的重大改革，因为以圣人之言为首，当将主管部院由吏部调到礼部。
唐初时，由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