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角大楼在考量和评估美国自身的军事实力的时候，一共会有三个版本的报告。
一种是供五角大楼内部排兵布阵，研讨战略和战术的；另一种是给总统和国会军事委员会的；还有一种就是给总统和国会，用于在国会公开商讨的，旨在争取国防预算的。
如果仅仅从数据的构成上来说，这三个版本的衡量方式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三种评估报告，而其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1914年诞生的兰彻斯特公式，以及基于该公式的众多衍生公式。
也正是因为该公式的出现，才使得国会才能够听懂国防部的“讨债”报告，但是同时，也导致了直至今日，美军也一直都对军事行动中造成的“附带伤害”根本没什么顾及，原因就在于，在兰彻斯特公式里，平民甚至连成为数据的资格都没有。
事实上，该公式应用于评估军事行动之后，最早受害的还不是别国平民，而是美军自身，因为兰彻斯特公式的衍生公式中，在战斗中被击毙和在战斗中受伤，也是分开衡量的数据，于是就产生了军官不得不统计战斗中直接死亡和被击伤后经过战场急救后才死亡的不同的数据——美军同样有其他的用于评估战场救援的公式——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士兵一旦中枪，要么其数据是体现在兰彻斯特战损模型里，要么就是体现在急救评估的模型里，所以就出现了连美军士兵自己也经常吐槽的“只要不是当场被打死，就不算牺牲”的规定。
有趣的是，美军的军事院校之所以推荐学生阅读孙子兵法，原因就在于，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内容，是可以通过经过兰彻斯特公式的数据检验的，比如最著名的“十则围之”，在兰彻斯特模型的计算中，确实经常会出现甲方十倍于乙方才能彻底歼灭乙方的结果。因此美国军方才会重视孙子兵法，当然，实际上也是因为相信数据，又使得美军在一些战略、战术的决策时，做出了看似很脑残很胆小的选择，又或者是，被自己底层军官和士兵联手期满——比如在美军侵略朝鲜时遭到志愿军迎头痛击后的长津湖逃跑战役中，美军高层完全被底层军官和士兵愚弄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上报志愿军当时连棉衣都没有的情报，报告的是志愿军漫山遍野，已经十倍于我……
当然了，时候才知道自己不但被对手耍，还被自己手下耍了的高层军官在越南战争时期，就不太相信下边的人的话了，但是哪怕是有经过朝鲜战争总结经验的士官制度下的士官们管理，底层士兵还是会很惶恐的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于是越南战争就成了第一次把现代药理学在战争中实际应用到士兵身上的一场战争——没错，在士官的组织下，士兵们有组织地吸毒，来压制恐慌心理，延长了士兵们的作战时间，减少了兰彻斯特模型中，对带队军官最不利的一项数据“非战斗损失”。
实际上，很多美国士兵在慌乱的时候，士官长们都会亲切地掏出一个注射器，里面装满了国防部装备采购局和fda共同监督生产的高品质高纯度海因洛，然后士官长们就会很大气地帮助士兵们进行首次的毒品注射——可以说，士官制度确实为美国军队保持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哪怕士兵们明知道吸毒不好，但是士官长们还是能说服绝大多数士兵使用毒品以摆脱厌战等心理问题。
有趣的是，在1971年国会领导的一项旨在查清军队中对毒品滥用程度的调查中，一些军官对士兵使用海洛因的事十分厌恶，说出了“只要能让他们不用海因洛，哪怕让我出钱给他们买大啊麻都行”的话。
但是对士官们来说，相比大啊麻，海因洛的效果更好，见效更快，使用一次之后，士兵们之后就会主动注射，不会再来麻烦他们，所以海因洛能让他们降低工作量，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其他更加实际的工作中去，比如协调营地周围的毒品贩子的矛盾什么的……
恩……不管怎么说，美军依然在使用兰彻斯特模式的公式来计算和评估很多东西，这就使得美军在绝大多数时候都“算是”对的，但是也会在一些关键时候出现错误，比如，由于利用公式计算时，为了尽可能地精确，所以只会采取敌、我这两种命名方式，这就会使得美军在很多战略层面的决策中，显得十分莽撞了。
比如，在1991年对伊拉克的成功打击，使得美军在第二次进攻伊拉克时，根本就没有仔细考虑战略目的变化是否符合对当地形势的掌握，反而是军方做出的评估表明，跟前一次对伊作战一样，不会出现大的伤亡数字，因此不论换了谁当军官，恐怕都会要求打的——至于说之后的治安战导致的伤亡，那跟军官们可没多少关系，毕竟是政客们不让他们这些军人回家的……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给美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的话，美国第二次根本就不会这么轻易地下决定去打，而中东的局面，恐怕也会跟现在有所不同。
还是那句话，这世界本就不是那么美好的，尤其是有美国参与的事情，就更是如此——这里说的不是事情的表面，而是本质，感性思维毫无用武之地的逻辑本质……
少女时代宿舍。
菲碧已经三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外界的舆论走向也如菲碧要的那样发展着，当然，外界现在也知道了，菲碧没有受伤，而是因为惊吓和“负罪感”而需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