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林延潮让孙承宗，陈济川带着鲥鱼，以及几份礼品前往甄家府上议亲。
但孙承宗，陈济川回来禀告甄家没有答允将婚事提前。
孙承宗回禀的言下之意，似说甄家还有其他打算。
林延潮听了不好再说，暂且将此事搁下了，等林延寿县试放榜之后再议。
与天子剖明心迹后，林延潮办事之时，也更是放开手脚。
林延潮反正现在‘在野’，他又是一刻清闲不下来的性子，当然全力专注于讲学上。
林延潮每日上午，都会去学功堂讲学，传授弟子课业。
上午讲学，下午士子们自便，不过无事留下的士子仍会留在那研讨学问。
陶望龄，徐火勃二人身为林延潮的‘亲传大弟子’，在门生间也是声望极高，林延潮也由他们替自己处理学务之事。
讲学一个月来，有的人对事功学新鲜过了，也有人俗事在身，向林延潮告辞，或是不辞而别。
但更多人则是选择留下，而且每天在学功堂外，都有要拜入林延潮门下的读书人。
一月讲学完毕，林延潮手中的门生贴子，已有三百多人。
最多听课的士子达两百人之多。
由此可知学功堂，怎可容纳下这么多人。
因此每次林延潮讲事功经学时，事功堂里座无虚席不说，连讲堂前，也有不少弟子们席地而坐。甚至堂外的窗旁也是挤满了来旁听的士子。
尽管人数众多，但授课之时，近两百名士子皆是肃静，内外皆是无声。
有时林延潮身在堂上，看着众士子们听自己讲经学时，那等渴望求学的眼神，心中也不由的触动。
千百年前，孔子杏坛讲学时，不知是不是如此？
自己当年在华林寺见颜钧讲学，心底羡慕，当时自己心想圣人以中正仁义自处，再以师道行于天下！
自己或许有一日能如颜钧一般吧！
讲学十几日后，林延潮将将事功学所学，分经学和史学两类。
历史上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并将弟子分为四科，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也是后世所称的孔门四科。
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
而林延潮则是将事功学分作了经科，史科。
理学对读史不那么看重，朱熹曾说过，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所以理学主张经经二字，也就有了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之说。
后世清朝举人不读史书，反问太史公是哪朝进士的大笑话。
林延潮则对此表示严重反对。
读书求学也是要有理与气，道与器之分。
比如经是道，那么史就是器。
事功学推崇经世致用，那么就是道要学，器也要讲，如果六经是内圣之道，那么历朝史书就是外王之学，记载了历代帝王躬践的办法。
理学言道而不言器，如同经学读得再多，你一肚子道理，但若不与史学结合在一起，能有什么用？唯有经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学补经学之短，寻找其中历史规律，历史经验，这才是学习经世致用的办法。
所以林延潮一日讲经，一日讲史。
经科学习四书五经，与平日理学儒师讲课差不多。
至于史科，则注重理论和实践契合，论历朝历代兴亡得失，主讲经世致用之道。
授课后林延潮会进行答疑，每日只限答疑五道，答疑后再布置功课。
经科功课是时文，史科功课则是策问。
次日林延潮将择门生中写得较出色数人的文章进行点评。
这些大体就是林延潮授课的安排。
每日课后，陶望龄，徐火勃二人，以及数名门生，他们会将林延潮课上所讲列一份讲义。
讲义里主要是林延潮所讲事功经学，史书议论，也有与门生的对话，解惑之言，类似于论语这等。只是在解惑之中，让门下学生附上各自心得，相互探讨印证。
每篇编写好的讲义，林延潮开始还会过目一二，后来就直接交给陶望龄，徐火勃二人去办，供给门生们抄录。
这篇讲义就名为《学功堂杂论》，弟子白天没听懂的，都可以借来摘抄，至于外头无缘拜在林延潮门下的士子们也是争相研读。
《学功堂杂论》大约两日一出。
这结合了林延潮经学史学见解的讲义从林延潮门下，到有志于林学的士子，最后连京城士子也是争相读之。
一份讲义竟洛阳纸贵了起来。
甚至不少商贩闻得商机，雇人在学功堂里将《学功堂杂论》先行抄录一份，然后立即用书手抄录，或是到书坊刻之，然后去京城的书肆，书坊里售卖给士子，从中赚一笔钱！
陶望龄，徐火勃听闻此事，二人于是动了主意，想要将《学功堂杂论》办成一份学刊。
于是二人一并来找林延潮议论。
徐火勃道：“老师，我估摸着可以将每日讲义集着，半月一刊，京城不少书院也都是如此印售学刊文集。就如同当年濂江书院的闲草集般。”
林延潮问道：“大约能售出多少？”
徐火勃道：“以目前而言，士子们都很喜欢看我们编撰的杂论。若是我们印成学刊，每日至少售出五百份，这还是考虑到不少穷困学生，花不起钱，只好手抄。”
“那一份学刊需售得几文？”
徐火勃道：“我们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