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大明朝廷里的士大夫发出感慨：“辽人皆贼也！”
东北老铁们为啥要当贼呢？以上就是原因。
那每年几百万两银子养的辽军咋样？
再看辽东明军——
“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
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
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
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
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
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相辅相成，有了前因，才有后果。所以熊廷弼、王在晋等人看不上辽兵。
至于辽将，人家今天还在衙门里坐着喝茶，明天“甚至改换丽服，潜入属国，压取貂参……”
辽东在九边中待遇最好，拨银最多。然并卵。
六七年前有这么件事——辽东官儿们跟朝廷请求划拨养马费用时说有三万多匹马，等把钱拿到手，转头就上报说只有两万多匹马，马不够用，请再拨款买马。
气的天启帝大骂，这军马怎么想多就多想少就少？这且不提。之前明明下拨了十三万两银子，你们非说只有十万两，可是那十万也只看到花了四万，剩下的又没影了。银子都哪去了？
已经烂了。
那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大明嗝屁前。崇祯十六年，朱由检大帝实在忍不住了，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能发到辽兵手中。
结果是，一文钱都没有。
4万两银子从兵部开始，在下发过程中逐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镇守辽东两百年的祖大寿家族，拥有的财富能堆出一座金山。他家的田产宅院，他投降后奉送给建奴的金珠宝贝，让奴酋和高丽使者叹为观止。这些财富都是哪来的？
摊上这种官，底层辽兵能有啥战斗力？老百姓能有好日子？有脸怪人家投鞑？
再来看辽人的表兄弟山东人。
崇祯上吊后，鲁人有两个选择，投大顺或者投南明。
李自成在北京拷掠追赃，太狠了，鲁绅自然不愿投；南明小朝廷乌烟瘴气，还被南人把持，他们也不愿投。
犹豫中，正好满人入关了，鲁绅果断上表，“谨扫境土，以待天庥”。
清廷入京后对原明官、顺官一概留任。
有不愿投鞑的就跑南明了。
比如陈名夏，投过顺，结果南明小朝廷视他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干脆重返北京投靠清廷，一直做到大学士。
南明弘光政权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致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再返回北京降清。
南明小朝廷这时还想着“联虏平寇”呢，蠢到无以复加，坏到脑子流脓。
当然，批评它从朴素的民族感情出发。要论无产阶级立场，大明早该死了。
统治者的心态从来都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明清在这一点上出奇的一致。甚至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鸟样。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古代砖制统治的不二灵丹，服之，虽不能长生不老，但可延年益寿。
和亲、纳贡、岁币、抚赏等等，其实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盘剥治下小民，用所得伺候外敌。
因为自己家的小民可以随便打杀，外敌可不太好对付。妥协也是一种智慧。
唉，又扯多了。
总之，南明小朝廷对入关的鞑子都这态度，何论一般士绅、百姓。
再比如更有名的嘉定。（江阴类似）
“安抚周荃单骑至邑。邑中缙绅皆出避，百姓无主，因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竞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
嘉定老百姓一开始对投鞑也没啥意见。或者说不敢有意见？毕竟主心骨老爷们都跑了。
等鞑子委派的知县孤身到任，明嘉定总兵把他吓跑了。然后“城内外百姓谓志葵恢复之师，悬彩执香，较迎周荃时十倍。”
王师一到，嘉定人还是非常高兴的。
之后，原高杰部下，高死后投清的李成栋来了，暂没攻城。①后又反清，顺治六年出兵江西，战败死。
“城外居民与贸易如平时，黠者或抚其背，相与嘲笑如旧识。”
双方的关系一开始还挺和睦，其乐融融。
接着清军下达剃发令。剃成什么样？
辽东早期是部落制，而且混合的外人多，那时什么发型都有。后来才剃头结小辫，还多是两条，慢慢才统一成一条“金钱鼠尾”。其实大明各地也有契丹那种锅盖头以及鞑子的辫头，只不过都是小孩子的发型。长大后就束发了。
“男子十六岁方留发，发长披在肩上，如今时妇女无异。亦梳三把头、泛心头，发少者用髴益之。甚有发团如冰盘大者，亦如今妇女梳妆一般，插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