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流寇大队人马安然过境，“秋毫无犯”。
王知县总算松了一口气，赶紧再去给神佛上香上供。人啊，年纪越大越怕死。
接下来就要办正事了。
“朝廷有恩典！抛荒地准许百姓自愿开垦，谁占了就是谁的。这可是天大的善举啊！你们想想看，平常买一亩熟田要花多少钱？现在全部白送！”
五位里长不为所动，纷纷低头沉默不语。
傻子才信知县的忽悠。
田地是白给了，可是历年欠税仍然要一分不少的补缴。这年景，多一亩地就多一份负担。
任凭知县口吐莲花，循循善诱，里长们就是不上当。
王象兑一拍桌子，“赋税年年缴不齐，你们说怎么办？”
自然是凉拌。
穷不拉几的陕西田赋定额实在离谱，居然占了全国百分之九点三。
对比一下——
“鱼米之乡”江西占百分之五出头。
“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广只占百分之四点七。①湖南湖北还没分家。
“天府之国”四川占百分之二。
江南苏松两府倒是重赋，但是一算人均，陕西人负担还是比他们苦。
仅以万历四十六年人均辽饷计，超出35。陕西啥环境？苏州啥环境？尤其是苏松欠赋天下第一，无他，朝中有人。
坑不坑？
能缴齐？
怎么活？
“你们这群刁民！本县被罢官之前先砍了你们！”
知县咆哮公堂，里长们鸦雀无声。
“辽饷两年中已经拖欠了两千三百两，今年的一千四百两怎么办？”
“旁的先缓缓。银川驿每年公费一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四分，你们五家均摊，交了钱的回家，交不上的你们看着办。”
驿站经费向来都是从当地凑措，是众多摊派之一。
崇祯虽然裁撤了驿站，可是摊派却照原样收取。这样朝廷每年就能额外收入七十万两银子。皇帝真会做买卖。
王知县放完狠话甩袖离去。
五位里长被关进柴房，只等交钱赎人。
“这可如何是好？”
外面众人商议半天，田见秀想花钱买平安；刘宗敏想抄刀冲进县衙；李过提议去投奔王嘉胤；高一功要回葫芦山摇人……
李自成都拒了。
“你们不要慌，我先住几天柴房再说。”
这一住就是七八天。
柴房里热闹不减。
“你要出对子嘛！他是地主！”
“观棋不语真君子！”
“这是叶子戏又不是棋。”
“三四五六七！”
“炸！”
“……”
李自成已经教会他们玩斗地主了。
叶子戏就是纸牌。“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后来又演化出马吊、麻将。
几位里长没一个交赎金，住柴房一样能苦中作乐。
这年头欠钱的同样是大爷。顶多受点皮肉之苦，反正知县不敢弄死他们。因为里长死一个少一个，再想抓个合格顶包人没那么容易。
没了里长，知县老爷屁都干不成。
因为衙门人手太少了。
衙门里分官、吏、役三种人员。
官是有编制人员。
比如向来有“县城四大老爷”的说法。也就是县衙里有“编制”的只四个人——七品的知县、八品的县丞、九品的主簿、未入流的典史。
他们均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属于“朝廷命官”。
县里各项事务就由这么四个吃朝廷皇粮的人包办了。有些人口少地盘小的县甚至不设县丞、主簿等副手。
当然，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管不过来的。
知县大人日理万机，忙啊，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等等，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是吏和役。
一个小县可以少至数名吏员，大县可以多至三十余名。
吏员在县衙里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机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油水丰厚。
县太爷都是从外地派来的，没根基没班底，甚至除了吟诗作赋写八股外啥政事都不懂；而吏员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
知县必须倚仗吏员才能处理好一县政务，所以有时候地头蛇们甚至都不鸟那些大老爷。
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最好，不然胥吏们有九十九种办法拾掇县太爷。
官和吏之外，再往下的杂役人数就更多了。一般的县要有二三百人，大县往往有千余人乃至数千人。
比如衙内站堂值班的，负责缉捕的，负责治安和防卫的，看守监狱的，厨子更夫马夫轿夫仓夫等等。
虽然吏和役明面上不拿朝廷俸禄，但是人家的收入相当可观。县里给的正经工资没多少，多的是外块。
比如衙役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鞋袜费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还有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
有的胥吏一年陋规收入都有成百上千两银子，过得比县太爷还要滋润。
毕竟大明出了名的低薪养廉，县太爷月俸折银才三四两银子。
而县太爷要自掏腰包聘师爷、募仆役，要吃喝拉撒，要养活一家老小，还要纳两房小妾……可怜呐！
扯远了。
总之，县衙人手有限，所以必须依靠里长分管乡村。
不然的话，你今天派三个杂役下乡收税，明天就能多三个失踪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