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老喜认为，自己尽管不是党员，但也是跟着康大功这个党员干了这么多年，从内心讲自己占的便宜是不少，但这突如其来的利益损失也真的使他伤心伤肝，他知道自己不能和康大功，李支书相比，他俩都是名人，他们家的孩子和闺女，有多少他俩都能弄个关系安排个工作，但他不能，他很清楚解放这几十年来他是通过什么在这个人世间上站住脚，丰衣足食的。他的后面没有台子，但他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日子走下坡路，就在康大功第一次给他商量卖宅基地的第二天晚上，他又去找了康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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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给照东想个办法，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也可愁”，他对康大功说。
康大功那时显然很兴奋，无论薛老喜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但今天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是关乎着阶级接班人的问题：“我不是叫他去学校里教学了？你是-------”。
“我是想，这孩子凭考试是没门儿的，当个民办老师也真的没有什么出路-------”，薛老喜停了一下，他看康大功用眼光催他快说，他又说：“现在教育正兴买户口，3万块买一个户口直接都上到教育系统了，我想给他买一个户口，这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读书都不下劲儿”。
康大功也知道这个消息，没想到薛老喜要捷足先登了，他说，“那中，你看用找什么人不用？”
“不用，有人找我了，只是钱-------”，当时是20世纪的1981年代，县上正鼓励农村的人当“万元户”，谁家里有1万块钱了，都是要被县政府披大红花表彰的。
康大功听出了薛老喜的意思，他知道薛老喜心里已经计算好了生产队今年将要收入的情况，他的目标已经瞄准了那卖宅基地的收入了，
康大功抬头看着大屋棚上的大梁，好一会儿，他对薛老喜说：“你去办吧，三万块钱你拿出两万来都中了”。
薛老喜完全能领会康大功的意思，他相信康大功在苏家屯的范围内说得到，也一定能够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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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老头儿又问：“随后是啥意思？你现在都得给我说明白，我就要石窑那第一处和第二处，你不要给我变来变去的，你开了两次会了，你自己亲口说的，那就是‘红头文件’了”。
薛老喜心里暗暗地骂他，你这个鳖孙，啥时间知道的“红头文件”？
薛老喜拉着脸没有接孙老头儿的话，他是想让孙老头儿从他的这一个态度上意识到，他是很不情愿的接受孙老头儿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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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薛老喜没有回家，他先来到了康大功家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给他学了一遍。康大功听完，恶狠狠地说：“这老鳖孙算是长见识了”！
康大功靠在那大圈椅子上，胸脯一起一伏的，看样子他的肺活量是最高值。那张大圈椅子是解放初期分到的财产，一个完全有柳树枝通过麦秸火熏烤做成的，一个圆四分之三周长的靠背，从那圈里的空间和做工的考究上看，那是非常大气和排场的，一般的人坐进去也只能占整个空间的一半少一些。康大功很清楚这种家具的价值，他必须是属于河边一定的距离，并且是一定树龄的特殊柳树种，不然是弯不成这样弧度的。因此，几十年来，他把它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那椅子的两个把手，甚至都被他把玩的像玉石一样温润剔透了，他认为他坐在这里发号施令，出谋划策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价值。
“说到了天边那两处都不能给他，他是想反天了“，康大功从他的牙缝里又挤出了一句话。
此刻他更加后悔了，他后悔不该放孙家那老大孩子出村，他后悔错把鳖孙老头儿那虚心假意的一个小伎俩当做了老实本分，但他同时又庆幸，几十年来，他把苏家屯村看的是那样的严紧，不然苏家屯村比他孙老头那老大孩子聪明能干的人多去了，要是都放出去，现在村子里不一定都乱到啥地步了。
薛老喜从康大功的语气里觉察出康大功要得到那两处宅基地的决心，他感觉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把这个事情办好。
他从康大功家里出来，先到自家把孙老头儿交的钱放到柜子里，他从中抽出了200块揣进怀里，隔山迈岭来到了大塔村李支书的家。
自从孙家老大孩子在市里的师范学校当了干部，这李支书跟孙家的关系拉的就很近，前年李支书的大孙女开后门去师范学校上学都是托孙家办理的，中间肯定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孙家是又得到了李家很多好处的。前年孙家敢跟他薛家开仗，敢这样有恃无恐地跟他薛老喜论理，甚至敢跟康大功叫板，都与孙李两家的关系近分不开。
薛老喜更能捕捉到，最近孙家这俩孩子动不动就往李家跑，肯定是他两家又在密谋着一件什么大事。
他喊开了李家的大门，李支书吃惊地问：“这么晚了你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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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老喜在李支书的屋里坐定，说：“队里卖宅基的事发生了点问题，原来是康队长想要那石窑第一二两处的，打算给二功用，可孙家非要都不中，并且还让拿出‘红头文件’，你看这事弄的，我是怕事情弄大了到了乡里，对谁都不好”。
李支书听了薛老喜的这番话，思考了一下，肯定地说：“老康可不是给他老二用的”。
“那是给谁的”？薛老喜问。
李支书认为自己说漏了嘴，他赶紧又说：“给谁用的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