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子的爸爸和薛老喜是“连襟”，土话说叫“挑串”。
两个人平时不怎么来往，但办起“倒鸡毛”的事来两个人时常是一拍即合。
平时薛老喜管着队里的一切事务，二毛子一家自然也是很占便宜的。
“连襟”的关系很微妙，利益一致了就近一些时候，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就远一些时候，但姐妹两个因为血缘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心连着心的。
那一段时间，为了解决温饱的问题，上级是允许人们开荒地的。一时间，山上、沟边、房前屋后到处都是人们开垦的一片儿片儿的荒地。荒地上产的粮食是属于自己的，但因为土地贫瘠，没有水利条件，产量是很低的。
荒地上最合适种的作物是红薯，因为它耐旱耐贫瘠。要种红薯就得有红薯芽儿。因此，在村南队里的“红薯母池”以外，人们便另起炉灶挖起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红薯母池”，培养自己的红薯芽儿。
苏家屯“红薯母池”最多是挖在东西两个“黑眼沟”沟边或者较平缓的沟半崖，那样做会节省很多的土地。人们依靠那样的地势找一个适合挖土坑地方，挖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土坑，在土坑里仔细地挖三四条相通的“火道”，在山上捡一些薄薄的石片把火道盖上，又在火道上垫一层牲口棚里的的草粪，把经过仔细筛选的红薯一颗颗垂直地摆在那层草粪上，最后再在红薯层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麦糠。一切准备就绪，在麦糠上插上一根温度计，以便随时检测“红薯母池”温度的高低。这时便要在一边的火窑的点火加温了，一旦点起了火，就要不断地在那层麦糠上洒水，大概四五天的时间，那池红薯芽儿便绿丝丝地发了出来。这个活儿，农村人把它叫做“压红薯母池”。
这个活儿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和科学道理，但她是自从有红薯以来就有的，是人老几辈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常想：《朝阳沟》里的那一句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是不对的。
自己“红薯母池”里的红薯芽儿只供自己在荒地里栽红薯用，是不允许买卖的，那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但是时间长了，自己荒地栽上红薯后剩余的红薯芽儿就在池子里疯长，人们觉得也可惜。这时就自然地产生了“黑市场”，那些没有技术或者懒惰一点的人就不再“压红薯母池”了，他们产生了到那个时候买红薯芽儿的念头，相反的那些有技术和勤快一点的人就产生了卖红薯芽儿的念头，这样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买卖的“黑市场”。
凡“黑市场”都在距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政府所在地的边缘地带，都是五更时分那里便集中了买者和卖者，他们都知道在当时应该注意什么事项。所以交易的时候谁都不大声说话甚至不说话，在谈论价钱的时候都是双方把两只手搭在一起，用指头摸对方手指头节儿的方法决定价钱。
当时买卖红薯芽的单位一般都是500棵，摸住对方一个指头节儿代表一块钱，一个半指头节儿代表一块五毛钱，两个指头节儿代表两块钱·····。之所以这样不说话，是害怕被“监管小分队”的人听见，被逮住了就要“游街”。
但人们也都太天真了，当黑市场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告密的。
挖“红薯母池”的地方是需要向阳，平缓，宽大，离家近等条件的，那样做无论人负重、看护或者是老少出入都方便，红薯芽儿吸收阳光和空气的条件也好，生长也就相对的好多了。
占一个绝对条件好的“红薯母池”地，在苏家屯薛老喜是第一名的。
在薛老喜那个又大又朝阳，出入又方便的“红薯母池”里，担水洒水，烧火量温度总是二毛子的爸爸。每年苏家屯村红薯芽儿长势最好的也都是他的那一个池子。
人们都知道当荒地上的红薯芽儿栽上后，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把剩余的红薯芽儿背到那个“黑市场”上去卖，换上几块钱花，与人与己也都是件好事。
苏家屯村一带的人们卖红薯芽的“黑市场”就在邻县一个叫刘庄的村子外。
那天五更不到，二毛子的爸爸和薛老喜就赶到刘庄，他俩赶紧占了个位儿摆好红薯芽儿。
真的不赖，一会儿就有人上来摸指头节儿了，很快卖了几梱，看到不愁卖，薛老喜就提出要提高价钱。
二毛子的爸爸便一梱又提了五毛，这价还没卖一梱嘞，只听见北头儿一阵骚动，
薛老喜的动作是非常敏捷的，他像兔子一样撇下二毛子的爸爸和没有卖出的红薯芽儿，几个箭步可没影儿了。
地上蹲着的二毛子的爸爸还没有把那几梱红薯芽儿收拾起来包在那个口袋片儿里，小分队的人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一个人狠劲儿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另一个人随便的拿起地上那些红薯芽儿，可把他逮住带走了。
薛老喜跑了一段儿见没有人追上来，便停下。他蹲在路边的沟壕里想：这样回去也不对呀，要是芬芳和二骡子的妈妈问起来，二毛子的爸爸那里去了，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如果说不知道，那就叫“不顾伴儿”了，遇事“不顾伴儿”的人是品质最差的。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从那沟壕里爬上来又朝刘庄村走去。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还没转过那条弯路，忽然听见一阵铜锣声，
薛老喜紧跑几步拐过弯儿。
唉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