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府首先会对他们便利，当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工商业的合法权益，说白了这些他们都是受压迫的一群人，而现在他们却有了翻身的机会，不仅不用去边境当守军戍卒，甚至到战场当炮灰，还有穿金戴银的资格，尤其是一些商人们，几百年来也就敢在家穿穿丝绸衣裳，而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走在街面上。
当然这些对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但真正让他们激动和感恩的无疑是他们有了读书和成为官吏的权利，比起以前商籍和工籍，他们现在才算是真正有了人的样子，虽然还会受到歧视，但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却可以勇敢的去为自己争取他们的利益，而这在以往，除非是那些背后有着大势力的商贩，纯商人根本就只能吃哑巴亏。
可是刘澜既然在治下给予了工商业者身份，那就肯定会把一系列的后续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如果是工商业上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就直接去主官部门解决，如果是其他民事问题，自然有当地官府解决，可如果出现歧视，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故意欺压，那么可以直接提出申诉，到时候到了内阁，自然有人秉公办理，而如果是一些商业上的事情，刘澜甚至已经在将军府门前仿造后世几个朝代设立鸣冤鼓，如果真遇到了什么脸内阁也包庇的人，只要击鼓三声，内卫会接受调查，如果属实，就算是刘澜亲自出面解决为其做主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事情更多还是属于人治，不属于法治，刘澜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还是给一些人一点压力，至于鸣冤鼓他觉得不仅要在将军府施行，关键还是要在刑曹从事、内阁也一同施行。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可做到了县令、刑曹与内阁刑部的三大审理机构，他觉得官司真打到他这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毕竟刘澜现在设立的监管机制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真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其实在对设立言官的问题上，刘澜是一直持谨慎态度的，因为历史上的言官设立最初都是天子为了广开言路，起到监督与劝谏的作用，如果真要追溯的话，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言官了，当然要说言官达到最鼎盛的时期，无疑是在明朝。
但因为言官的特殊性，所以当言官体系出现问题时，那真正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当然刘澜因为是后世人，所以对言官他自己有自己的一系列解决手段，首先是结党问题，这肯定是解决不了的，历朝历代都在疯狂打击官员结党，包括恒帝灵帝所发动的党锢，说白了也是一个道理。
素养刘澜干脆以地域在他的之下扶植了三大党派，至于言官也干脆让他们各自推荐，各自监督，而在监督时，被检举之人也不是直接就定罪，刘澜会给他们辩解的权利，可如刘澜所料一样，当被检举之人辩解时，他首先会选择用言官的私德来为自己开脱。
这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攻击他人达到为自己开脱的事情不仅在封建王朝，就算是在后世也屡见不鲜，很多时候，人们在对一件事情的对错发布自己的看法时，很少有直接对事的间接，反而会从各种角度，尤其是喜欢用他们的私德来说事，这样一来事情就从最初的事变成了这个人的品德问题了，而一个有品德问题的人所说的话，自然就不值得相信了。
可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私德如何其实是与他检举的这件事情并无瓜葛的，一个人贪污却去检举另一人贪污，这本来是两件事，最后却变成了一件事，最后问题没有解决，却引起了极大的党争。
可以说，这样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儒家教育下的结果，不管是官员，包括百姓在内，他们对一个人的好坏认知说简单点就是他的人品和道德，如果他为人正直，那么他说什么都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而如果他个人私德有亏，人品有问题，那么他就算说出的是真理，但因为是从他口中说出来，也是错的，所以为了杜绝这样的问题，更为了杜绝两大势力因言官引起的相互攻击，甚至最后发展成后世明朝时的情形，他只是稍作了一点改变，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首先不得挟私报复，任何一名言官绝不允许检举与自己有任何私怨的官吏，一旦被刑曹查实，这些是刑曹事后必须进行调查的，一旦查实，不管被检举者有没有过错，检举人都会被立即罢免官职，再不录用。
其次被检举人当被检举时，刘澜是允许他进行辩解的，可是辩解只能是就事论事，也就是说他只能去解释被弹劾的这件事，而不允许其东扯西扯去攻击检举人的人品和私德等问题，这是与本次检举毫不相干的，更何况他检举你是他身为言官的职责，是与他的私德与人品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之后你不管如何辩解，是因罪被罢黜还是被关大佬甚至是被处以极刑，那都是罪有应得，而如果只是较轻的罪责被罚俸禄或者其他，事后你要去检举之前检举你的人，那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刘澜已经在第一条里说的很明白了，不许抱负。
所以你的派系可以找另一人去检举他，有问题刘澜自然不会放过，没问题那就继续使用，所以刘澜这样做不敢保证能够保证言官都没有问题，但最少可以保证言官在互相的制衡下不会有真正欺世盗名之徒。
而这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三方势力互相牵制下去，却又不会让他们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历史上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