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的朱由校，则刚刚接到毛文龙、苟真怀的加急密奏，陈诉的是朝鲜政变易主的消息。
虽然毛文龙和苟真怀也不确定新即位的朝鲜国王是何倾向，连政变的经过亦是不甚了解。
但二人还是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就是以朝鲜国主是否“通奴”作为行动的依据和标准。
对此，朱由校也是赞同的，也明白毛、苟二人的担心。
因为，按照封建纲常和大义名份，李倧的政变行动确实是“以臣篡君，以侄废伯”的篡位谋逆。
光海君李珲可是经过明廷册封的合法国王，就算李珲有罪，正确程序也是先由太妃上奏明廷，再由明廷定夺其废立。
而李倧不经明朝许可就擅自取代李珲，往大了说，等于挑战了明朝的权威。
如果现在没有建奴作乱，朱由校完全可以“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来显示宗主国的威权。
但平辽正进入到关键时期，朝鲜又是四方布置的关键一环，还真不能这么草率行事。
要知道，朝鲜军力虽弱，不能对建奴构成大的威胁。但对于封锁围困建奴能否成功，却是相当重要。
毕竟是数百万人口的国家，有着建奴所不具备的农耕体系。粮食虽不富裕，老百姓很穷，可真的倒向建奴，还是能缓解建奴的物资匮乏的困境。
森林法则，还有实用主义，是朱由校所要禀持的外交两大法则。
既然形势需要，如果李倧亲明仇奴，那承认他的王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朝中的大臣，迂腐者是有，但能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也不少。
想到这里，朱由校命宫人召孙承宗、李起元、毕自肃和陶朗先入宫觐见。
先跟亲信臣子打个招呼，或者做些说服工作，等到消息确实，也好有个应对。
在朱由校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历史上朝鲜一直亲明，直到被后金两次大规模入侵，才被迫屈服。
而朝鲜被后金征服，大明也要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老大，不能保护小弟，还有什么脸指责人家不忠诚？
既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朱由校便开始琢磨，如何在这次事件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对于朝鲜的军力孱弱，朱由校一直是瞧不起的。但要提高朝鲜军的装备和战力，又是让他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朱由校要说对朝鲜完全放心，就只能说他的心太大了。
可要不帮一把小弟，后金如果入侵朝鲜，掠夺人口和物资，光靠明军来牵制或抵挡，又不是那么容易。
朱由校围着沙盘转了好几圈，最后注目于朝鲜北部的群山地带。思索了半晌，他才有了点大概的想法。
朝鲜军队的鸟铳装备率很高，还从倭国购置了不少火枪。但在火药的产量和质量上，却是弱势。
而朱由校对于朝鲜是没有什么野心的，既然不想吞并，那就帮朝鲜训练出一批山地火枪兵。利用不利于建奴的地形地势，用游击战术给入侵的建奴以打击。
只要能牵制住建奴，争取到时间，辽西、辽南、东江的明军便可出动，对辽东建奴展开进攻，迫使入侵朝鲜的建奴无功而退。
甚至于可以暂时按兵不动，待入侵朝鲜的建奴深入之后，再由东江军断其退路，将其困死并歼灭于朝鲜。
这样一想，朱由校的思路又开阔起来。对于朝鲜军力的提升，应该有一个限度，以达到明军的目的。
比如帮助朝鲜装备并训练两万人，既能对建奴达到牵制作用，又无法彻底抵挡。
朱由校心中有了腹案，便准备交与武学研究，并与熊廷弼和毛文龙进行探讨。
但不管怎样，打铁还要自身硬。
东江军离朝鲜最近，是让毛文龙带兵入朝“晓以大义”，还是日后救援朝鲜截击建奴，实力才是根本。
所以，加强东江军的武器装备，提升东江军的战力，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先决条件。
待到孙承宗等人陆续到来，一起被召进殿内，朱由校便把朝鲜政变的消息告诉他们，并给了他们短暂的考虑。
结合辽东战事的形势，朝鲜这场本属于内政的事件，就变得有些复杂。孙承宗等人都苦苦思索，寻找良策。
“万岁。”李起元拱手奏道：“今年财政虽有缓解，但也只是勉强够南北两大战争之用。”
李起元没直说自己的观点，但意思很明确，要有计划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提兵入朝，没钱。
陶朗先挑了下眉毛，说道：“万岁，微臣以为李倧若亲明排奴，凭其枝派，国中臣民若多归向，朝廷承认其国主之位也未尝不可。”
陶朗先也是实用主义的办法，看李倧的表现再说。
如果对大明有利，凭李倧的血统优势，大明可以认为此次政变并非易姓革命，不加干涉也就不算是不尽宗主国义务。
朱由校点了点头，对这两位亲信的发言甚是满意，他把目光投向了孙承宗和肃自肃。
孙承宗思虑已定，拱手奏道：“万岁，若要兴王师问罪的话，航海万里，胜负难料；且穷兵远鹜，非力所及也。如非必要，微臣不赞成兴兵问罪。”
停顿了一下，孙承宗又补充道：“况且，李倧通逆之显迹未著，享王之常礼未失。轻动刀兵，亦师出无名。”
现在通往朝鲜的陆路已断绝，只凭东江军，又不可能既防住建奴，又提兵入朝。而从海路运兵远征，胜败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