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林创一上班，就去了段以德办公室。
“处座，情况如何？”林创问道。
林创问的是侯明安插在下白分局21名特务的事。
“前期工作你都做了，我只须照单抓人就可以，这点事还能失手？都解决了，无一漏网！”段以德兴奋地挥了下手说道：“林创，说起来真是亏了你早早提醒，早早布置，不但顺利地解决了隐藏在警察队伍中的日本特务，还让咱警察局也分了一杯羹，警政署非常高兴，连带着内政部在委座面前也感觉脸上有光。林创，功劳不小啊，上上下下都跟着你沾光。”
“我吃着警察局的饭，总得替警察局做点事吧？再说了，此事办得如此漂亮，还是处座领导有方，我可不敢居功啊。”林创笑道。
“呵呵，谦虚得有点过了。你放心吧，首功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段以德笑道。
“哎，还有一件事，你把破获‘小林组’和‘范一统被杀案’的有关情况，写个报告，有功人员一并列入，要叙功了。”段以德道。
“是，处座。”林创道。
回到办公室，林创开始写报告。
自己的功劳明摆着，不用多写，吴良策、张强、陈鲁、赵军江、胡才三、方圆包括胡成/陈震，这些人的功劳着重提了一下。
刚刚弄完，电话响了，是黄福霖打来的。
黄福霖在电话中让林创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林创不敢怠慢，赶紧开车去了特务处。
进了黄福霖办公室，发现闻雪凇、郝立刚都在。
“林创，昨天晚上，申海森交待了。他交待尹义民跟他们的联络方式跟尹义民交待的有所不同。我看你写的审讯记录上写的是尹义民的指令就是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信，而申海森却交待说，信明面上的内容毫无意义，真正的指令是密写在背面的。你在审讯尹义民的时候，听说过密信一节吗？”黄福霖见到林创，开门见山地问道。
“密信？尹义民没有说这事啊，审讯记录都写的清清楚楚的。”林创佯作惊讶状。
“林创，你是功臣，接连破获日本特务组织，这个功劳是谁也抹不去的。不过，我有两个疑问，需要你解释清楚。”闻雪凇接过话说道。
林创一听闻雪凇这话，就知道黄福霖之所以叫自己来问话，肯定是他怂恿的。
他跟自己不是一条线上的，能找到机会打压一下自己，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闻组长，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讲。”林创正了正身子，道。
“第一，为什么对于已经招供的东西，现在尹义民不认了？第二，尹义民既然已经招供，指认侯明就是他的下属，那你再利用37号保险箱给侯明下达指令，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你这么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闻雪凇问道。
林创听完，看了看黄福霖和林创，见黄福霖正襟危坐，眼神冷冽，显然对于自己的回答充满了期待。
而郝立刚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林创自失地一笑，道：“闻组长，尹义民为什么会翻供，我还真弄不清他的意图。犯人翻供，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减轻甚至洗清自己的罪责，二是为了打击陷害跟自己有仇的人。从尹义民在供述中有意隐瞒密写信件这个行为来看，他翻供的目的无疑就是后者，就是为了陷害我。”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闻雪凇问道。
“也许我对他用刑太重，也许他对所有中国特工都有的一种天然的仇恨。这个问题我只能是作如此猜测。”林创摊了摊手道。
“这个倒是有可能。我可听说，你让审讯室连续不断的用刑，说是只要弄不死，一秒钟都不能停，是吗？”黄福霖问道。
“是。我只所以这样做，第一当然是想尽快撬开他的嘴，以尽快阻止26号特工的暗杀计划；第二是尹义民这人太狂，说他不惧怕我们的刑罚，还说我撬不开他的嘴。于是，我俩就杠上了。”林创道。
“呵呵，怪不得呢，原来有治气的成份在里头啊，你这小子，都二十岁了，还耍小孩性子。”黄福霖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用手指着林创，以副长者的口吻说道。
“闻组长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我这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看来，虽然尹义民招了供，跟我之前的判断也基本吻合，但我总觉得没有铁证支持。另外，谁知道尹义民是不是在严刑之下胡说八道呢？”林创这样解释自己的“多此一举”的行为。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绪敏锐、推理严密，这是你的优点和特长。但若是过了，那就是缺点了。尤其在我们查办间谍案时，时效性往往很重要。”黄福霖显然已经接受了林创的这套说辞。
“黄科长，闻组长，你们听说过强迫症吗？”林创问道。
“没听说过，什么是强迫症？”黄福霖、闻雪凇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强迫症其实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病。比如一个人特别怕脏，明明手已经洗过了，可他还是担心没有洗干净，还要反复地洗。还有，有的人明明已经锁好门了，可他仍然怀疑自己没有锁好，即使出门了，必须要回来再三确认才能放心。这些就是强迫症。”林创答道。
“哦，明白了。是有这么回事，我老婆就这样，每次出门，明明已经把窗户、门都关上了，锁好了，她非要再三检查才放心。最可气的提，有时候已经出了门好远了，她只要一想起来，那非得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