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濑户内海的备后这个地方，终于有个胆子大的日本官员带着日本朝廷旨意上船交涉了，好说歹说，看在赵官家在登州给的公文、旗帜的面上稍微放松下来，算是信了三分，就让本地的日本西国商人上船来又买了两船货，然后还稍作交涉，让日本朝廷出面用白银和黄金买走了几乎所有用来压仓的铜钱……日本人的确喜欢大宋的铜钱，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一定的贵金属贸易或许可行。
毕竟，大宋虽然也缺铜，可更缺银子和金子……靖康期间，金人掠夺走了巨量的金、银，却居然没有掠夺铜钱，这就使得这个交易对双方而言都还是极有赚头的。
但也仅此而已了。
接下来，日本人死活都不许船只继续往日本腹心之地走了，也拒绝再买超出正常需求的商品。
整个日本之行，只能说，张俊张太尉那个什么日本朝廷药丸的话纯属扯淡！人家日本朝廷明显还是有足够的威信与行动力的，不然如何沿途港口都行动一致？
而赵官家那个什么人家不买就烧港口的话也是扯淡！数千里外，隔着大海，万一放了火，把自家的丝绸点着了到底算谁的？
就日本人那些港口，全国加一起都没这些船肚子里的丝绸值钱！
最后，船队载着前来询问此事首尾的日本使者，也就是那个因为妥善处理此事已经升职为中务大辅的备后守了，准备直接回来。但领头的张俊家人实在是觉得三十艘船过去，只卖了四艘船的货太磕碜了……就干脆说服其他人，借道北面，从博多港出发，又往高丽过去了，乃是到了开京边上着名的礼成港（仁川港）。
结果高丽人的反应更加激烈，更加如临大敌。
不过，这倒不是说人家高丽人就怕了这几十艘海船，跟停止了遣唐使后一直比较封闭、保守和敏感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之前几百年一直跟中原王朝交流紧密，而且是素来有海贸传统的。比如唐末新罗时期，正是在淮东一带参过军、拿过绿卡的新罗人张保皋在大唐陷入内乱后实际上承包了东亚海贸。
全盛时期，张保皋的船队光是每年在明州（今宁波）港前的暗礁处沉没的海船数量，都得有个十几、几十艘的规模……当然了，沿着浅海行进的海船肯定没有眼下张太尉的船这么大就是了。
换言之，高丽人是有相当的近海中短程作战能力的。
事情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乃是高丽与日本不同，他们作为女真邻国，大宋和大辽的邦属，一开始就深深卷入到了辽金-宋金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中，只是没有下场而已。所以对高丽人而言，一个处理不好，很可能就意味着要国家要直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而郑知常带回了金河泊会盟与赵官家覆灭西夏的消息以后，高丽人内部更是出现了剧烈的争论，在外交角度也就更加敏感和慎重。
而且莫忘了，此时赵官家派出搞‘联盟’的使节也恰逢其会，刚刚抵达高丽首都。
故此，此时看到这三十艘大海船过来，高丽当然如临大敌，他们还以为这批船队和鸿胪寺使节一样，代表了那位在高丽已经被传到神乎其神的赵官家某种态度呢。
不过，好在有国际友人郑知常，就数他的面子最大，在他亲自登船询问，做了澄清、解开误会后，高丽人半信半疑之余，选择了跟日本一样的谨慎态度——他们按照略大于正常贸易需求量的份额购买了三艘船的货物。
而且，这次交易是集中的、且延后的。
乃是在船队被无数近海船只，包括火船什么的团团包围下进行的官方交易，是在高丽朝廷内部经过谨慎且激烈的政治斗争，定下了前往谒见赵官家的时节人选后，进行的统一交易。
交易结束后，船队被明确告知，船队往礼成港以外的任何港口，他们都不会接待，建议船队速速折返。
无奈何下，船队只能载着去往高丽的鸿胪寺官员，以及高丽人的枢相、郑知常的政敌、此番回访大宋的使节，也算是大宋人民的半个老朋友的金富轼返回登州。
老头今年已经算是花甲之年了，还要为国事天天到处跑，也算是辛苦。
不管如何了，三十艘船的货只卖出去七八艘，虽然盈余是有的，甚至是赚了几十万贯回来，但从赵官家这个角度而言却无疑是失败的——因为日本和高丽的谨慎态度摆在那里，想进行超出正常贸易需求的贸易恐怕真需要刀兵才行，但此时大宋是没法像赵官家之前臆想的那般进行远洋作战的。
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不值得。
不说别的，前面还有三千万的窟窿，搞一次远洋突袭作战，又需要多少成本？
便是侥幸成功，市场饱和之下，三五年又能多赚多少？能换回来吗？何况还有战败可能以及许多人力之外因素。
须知道，军费可都是民脂民膏！是虔州窑工、邵武军矿工拿血汗换来的！赵玖除非是脑子抽了，才会选择此时跟日本与高丽动武。
大开海路，倾销商品，搞经济殖民，不是不能搞，但要讲方法，讲时间。
不过，只以北伐而论，若海上暂且不能作为外挂，又该怎么捞钱呢？
大约十来日后，时间来到四月中旬，在御营军队的护送下，高丽使节金富轼、日本使节平忠盛，以及出使往高丽回来的鸿胪寺官员徐兢，外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