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这般说来，若能限制在沿黄河一线，军屯、民屯周边，倒也不是不行。”李光被赵鼎一一驳斥后，选择了适时退让，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恐怕是赵官家与赵鼎主导的，刘汲和阎孝忠只是出面人和执行人。
“而且都省也好，官家也罢，哪有中丞这般胆大？黄河一线是断断不敢直接推广的。”那边李光刚刚想到阎孝忠，身材矮小的阎孝忠便忽然冷笑插嘴。“奏疏上明明说的清楚，是要从开封府这里弄出来，先做个试点的，开封府若成，再往郑州、滑州走过去，郑州、滑州成了，再去弄洛阳、京东……而且，若从开封府做起，还可以让官家出面，直接在宣德楼这里仿效卖国债一般，直接发低息乃至于无息青苗贷，让沿河各处军屯、民屯依照屯点村落前来统一专贷专用！哪里就要李中丞一定要跳出毛病来才行？”
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然后当即反驳：“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霸痞，从中渔利侵占？”
“确有此虑。”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上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偏偏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其实，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强马壮，需要钱粮财帛，但也要内部的安定，与后方的缓和，而且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也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从张荣哪里出来以后，回想着张荣的拷问，他心里一直难安，一直想针对某些群体做点事的，好像不做点事，连北伐都会失去意义一样……实际上，这也是他此番联合赵鼎发动此事的一个初衷。
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正是他的一个尝试。
作为一个穿越者，赵玖当然知道封建宗族代表的落后，但他做了六年官家后同样也意识到，封建宗族能够成为往后八百年中国农村的主导者，是有它合理性与进步的，因为它最起码比封建时代的衙役更温和，比邪教自助更稳定。
更何况，他此时推行的，是仿效着族产，然后基于民屯、军屯的非宗族式集体经济，似乎相对于族产又有了一点掺杂了理想主义的进步。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