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郡出现大规模疫病，死者不下万人，长沙郡出现大规模疫病，死者两万余人……”
本就因为前线战事的焦灼而有些烦闷的王迪，面对陶抗和濮阳开的告急更是显出一丝暴怒。
虽说这两位不是自己的嫡系，但毕竟这事是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吧，装作没看见是说不过去的，再者，疫病，可不是什么好事，弄不好，连自己都会波及到，还是及早解决吧。
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
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
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
建武十四年，戊戌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
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
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
建宁二年，己酉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
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
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
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
……
王迪一直是个惜命的人，两世为人机会来之不易，这回要是再挂了的话可不能保证再有奇迹发生了，而死亡的威胁可不仅仅是战场之上的明枪暗箭，疾病才是最大杀手，毕竟战争还有停战的时候，这疾病可是无处不在，尤其是自己穿越了而来是借用了人家的肉身，这具纯天然绿色无公害的肉身可不像后世那样各种疫苗加持，说不得一个感冒就能把自己玩死。
所以，不管是基层的大头兵岁月，还是如今的荆州土霸王，王迪一直都很注意疾病防护，条件允许后，第一步就是统计了一下东汉以来的大规模疫病情况，也就是上面那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至于其他“小”规模的，更是数不胜数。
死神面前，众生平等啊，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身强体壮的还是养尊处优的，真要是轮上了，也是没有办法，饶是名医张仲景又能如何？也要吞下险些灭族的苦果――为什么古人拼命的生孩子？能够轻易夺走人命的可能实在太多，为了繁衍后代只能拼数量。
至于如何防范，王迪在缺医少药的大环境下，也只能以古人现有经验和自身后世基本卫生原则相结合。
要说我们的老祖宗在这方面的确是已经很有经验和见地了，当时最流行的方法就是隔离：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汉代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政府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不光中国，西方在处理麻风病这样得传染病，和我们一样，都是采取隔离手段，甚至还有七天为一个“疗程”的隔离观察期。
所以，这一条，王迪当然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毕竟，上辈子虽然是没见过麻风病，但也是经历过非典的人。
除了隔离，便是清洁和消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王迪能捣鼓出来的无非就是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清洁手段）；焚烧、蒸晾、石灰（消毒）。
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便第一时间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污水。王迪还把瘟疫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以示民众，比如用雄黄等带杀毒灭菌性质的药材制作杀毒剂，将它们焚烧，用其烟雾熏蒸住所――可惜，因为文化普及不够，有些用药或者防患于未然的消毒预防措施成本有点高，所以，能真正掌握和感兴趣的老百姓还是不多（有钱的有权的贯彻的还好，毕竟他们是怕死的），直到王迪腰包富裕了，咬牙拿出一笔钱进行专项补贴，这才让大家稍微上了点心（必须专项，把配套物品发放到老百姓手中，否则给的钱的话，即便是真正受益的底层民众，他们最后不一定挪走干什么去了）。
当初把这些捣鼓出来，还好不容易贯彻下去后，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疫病也过去七八年了，按照目前整理出来的数据显示，王迪总是感觉，从概率来说，也该到了，所以，加倍小心，并且尝试着弄出口罩来，但没有成功（马可?波罗声称，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不触饮食之物。”这就是原始的口罩，19世纪末，口罩开始应用于医护领域，20世纪初，口罩首次成为大众生活必备品。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约5000万人的生命，普通人群才被要求用口罩抵御病毒，王迪想一步到位弄出后世的口罩自然没那么容易）。
然后，精力高度集中的重视了一段时间后，大规模疫病这只靴子并没有落地，人嘛，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最大的弱点就是健忘（并且还总喜欢把铭记历史啦，以史为鉴啦这样的话语挂在嘴边），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要事缠身，当诸事越来越顺的时候，王迪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