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卜加劳铸炮厂生意还没有后世的那么好，突然来了黎安明这么一个大客户，卜加劳父子怎能不高兴？
此时的澳门，因为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南京教案，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从后人看来，葡萄牙人万里远来，通过各种手段窃据澳门，很有些后世殖民者的强凶霸道，但实际上，葡萄牙人在澳门种种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员得到的，即便如此，葡萄牙人也过的并不自在，稍有不对，就会被广东各衙门敲打，当然双方很少发生冲突，但是广东地方的法子更简单，那就是断水断粮，动辄还威胁封锁贸易，可以说，广东握着葡萄牙人的命根子，葡萄牙人只能逆来顺受，活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而所谓的南京教案，又称南京教难，是基督教在中国所遇到的第一次教案，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事件的发起人是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
一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柱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
沈榷在1615年到南京任职。当时，天柱教在南京建立了教堂，教务有很大的发展。1616年，沈榷向万历帝写了几封信，信中极力批判天柱教的教义和教徒，认为他们对皇帝和中国的文化都很不尊重。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种种理由，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完全否定了天柱教，甚至说天柱教的历法也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秩序。在华天柱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疏辩护不果。
沈榷最初的两次尝试并没有成功，第三次他联合了皇帝的一位亲信和其他几位高官共同攻击天柱教。一些传教士如王丰肃、谢务禄等在南京被逮捕，官方宣布了天柱教的一系列罪行，七月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他们所建立的教堂被拆毁，一些墓地也遭到破坏。这次教案持续了三年的时间，1621年沈官员被撤职，天柱教才又重新恢复了活动。
所以现在的澳门处于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再加上卜加劳铸炮厂的名气还不显，所以生意自然不会有多好。
见状，黎安明笑了笑说道：“我要得多，但也要得急，就看你们能有多少了。”想了想，他接着说道：“这样说吧，我最少要采购五十门火炮。”
现在他自己的火炮还没有消息，而西南的局势又波云诡异，毕竟多多少少受了他这个穿越客的影响，谁知道西南的叛乱会什么时候突然爆发，所以他得先有所准备才行，别的他管不着，但遵义城再怎么样他也必须帮忙守住，这就需要大量的火炮了。再加上舟山的那个岛屿上也需要有所防卫，以及所有海船上都得配备舰炮。
黎安明大概算了下，五十门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暂时他也准备只买这么多了。
听了黎安明的话，卜加劳父子商量一会儿后说道：“尊敬的先生，如果仅仅只是五十门的话，我们这里是有现货的。”
说完，他儿子万奴.卜加劳怕黎安明担心质量问题，便解释道：“先生，我们手中有一百一十二门火炮的现货，其中一些是东印度公司订购的，不过他们要明年才会来提货，另一部分则是菲律宾马尼拉订购的，按风向来看，他们也得两三个月后才会来交易，所以我们有现货提供给你。”
“那你们支持什么交易方式呢？”有现货就好，黎安明才不管他们怎么分配呢。同时他也知道，他们的火炮也不全是这澳门卜加劳铸炮厂生产的，有的肯定是他们从其他一些地方买来，有的甚至是他们打捞的沉船上的。黎安明也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只有能用，质量没问题就行。
闻言，卜加劳笑了笑，道：“黄金白银都可以，当然如果用瓷器、茶叶、丝绸之类的，我们更欢迎。”
黎安明闻言点了点头，随即他又想到自己训练炮手的话，有些麻烦，而这里有的是炮手，他索性就一次性的搞定得了。于是他便对卜加劳提了一个帮助培训炮手的要求。卜加劳也没说什么，兴然应允了。
接下来关于价格方面的事情他就交给何源了，一来何源对这方面很熟悉，二来主要是黎安明对这个时代的物价不太了解，所以，这些事情他就交给懂行的去做就行了。
黎安明则带着人去试炮去了。红夷大炮在设计上有其明显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可以以此为轴调节仰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比较高。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经过多番测试，他购买的这批红夷大炮，有效射程（仰角不超过5度的直射）为500米以上，最大射程不到1.5公里。这也和历史上记载的宁远之战所用最早的这一批红夷大炮的数据相似。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火器，从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的远近不等、弹丸的重量来看，其威力着实惊人。但它的局限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