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北他们在云林待了一个晚上,台湾省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国民党立委张丽善夫妇,陪同他们一起去农户和养猪户家里考察。
他们发现,台湾农业的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规模都比较小,耕作的手段和技术比较原始,和大陆一样,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老龄化倾向严重,年轻人都前往大都市发展,不愿意留在农村。
在农村,农会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把一家一户的农户组织起来,在种植和销售方面,对他们进行指导。
和大陆相比,台湾农业最大的隐忧是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台湾农业相对来说,是一个对外联系比较保守的行业,他们的水果高度依赖大陆市场,但却对大陆农产品的进口,采取了严格禁止的政策,也就是说,他可以出口,但不允许进口。
因为台湾岛本身土地狭窄,每年都会受台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造成了它供应的不稳定,有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马上会导致全岛果菜供应的紧张,价格飙涨,而风调雨顺的季节,又会出现供应过剩,价格暴跌的情况。
不像是大陆,很少会有自然灾害,可以同时影响几大蔬菜供应基地,几大蔬菜供应基地之间,有一个互补和调节的作用。
台湾农民的土地是完全私有的,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多,相对来说,在话语权和处置权方面,有更多的自由,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对像成立以农户为基础的专业公司,提供了可能,而且其稳定性,也要大得多,不会出现像渝北公司那样,因为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结构关系,造成的矛盾重重,在这里,只要撬定了人,就撬定了事,而一切都可以以经济制度公司制度确定下来,单纯很多。
回台北的路上,小虎领着他们又去了苗栗县,这又是一个农业县,国民党籍县长林耀昌接待了他们。
回到台北之后,张向北和吴欢在台北又住了三个晚上,芒超陪着他们在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城市转。
台北市人口仅有两百七十五万,从人口规模上来说,只有绍兴、金华、无锡这些城市的一半左右,覆盖的范围肯定太小,台北市周边的新北市,原来是台北县,后来改名为新北市,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人们的心理上,都有一个大台北的概念,觉得台新是一体的。
台北市全域十二区,和新北市全域二十九区、基隆市全域七区,这三个地理上连接在一起的城市,共同构筑成一个台北都会区,也叫大台北,合计人口七百零九万。
依照ga)最新发布国际大都会综合排名,台北都会区在世界城市排名中,次于东京、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北京、悉尼等alpha+国际二级都会区,与米兰、多伦多、首尔同属于alpha国际sān_jí大都会。
张向北他们确定,不是把台北,而是把整个台北都会区,列为他们“宅鲜送”台北分公司的范围。
台湾对大陆企业进入台湾的审核很严,从民进党上台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恶化,张向北他们在台湾的公司,不能直接注册为大陆“宅鲜送”的分公司,而是要在台北注册一个独立的“台北宅鲜送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有两个,一个是富邦金控,还有一个——
他们不能让大陆的“宅鲜送”成为台北“宅鲜送”的股东,而是用他们在维京群岛的那个母公司作为股东,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是维京群岛的这家公司,在海峡两岸,投资了两家“宅鲜送”公司,在大陆是百分之百独资,在台湾,占股百分之四十九。
这样,台北“宅鲜送”就还是一家富邦金控下属的子公司,和大陆的“宅鲜送”没有什么关系。
张向北他们在台北、新北和基隆一个个区转下来,让他们感觉到最头疼的还是台北都会区的城市建设比较老旧,不仅没有大陆城市那样的小区,而且新建楼房的比例,远远低于哪怕是一个大陆的三线城市,城市里低矮的私家民宅居多,老旧楼房居多。
台北的土地和房子,大多是属于私人所有的,不管是台北、新北还是基隆,对每一个城市的市长来说,都更(都市更新)计划都是最难推进的工作,很少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可以用来开发成片的房地产。
更没有像土地收储中心这样的单位,一手进一手出,直接在做土地使用权的买卖。
像小虎居住的仁爱帝宝,可以有六幢楼房组成一个楼群,在台北都已经算是大的住宅项目了,也怪不得这样的住宅就可以卖出天价。
这样的大环境,对他们保鲜柜的安放,和整个的配送工作带来了难度,在大陆,一个小区就是几千户人家,他们集中投放几十个保鲜柜到一个小区,就覆盖了几千户人家,而在台北,同样的几千户人家,差不多要蔓延一条街。
他们不可能把保鲜柜从街头摆到街尾,就是他们想摆,也没有地方摆,土地都是私人的,私人的土地,有多少愿意拿出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
根据张向北他们在大陆的经验,只要保鲜柜不在客户每天的必经之路,比如地下停车场或一楼大厅,他们就会认为很不方便,很多人连从自己居住的楼房走到隔壁楼房,都觉得路途遥远,更别说让他从街头走到街尾。
只要客户的方便感受打一折,“宅鲜送”的受欢迎程度就会下降一倍。
与此同时,和大陆一线城市相比,台北都会区是一个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