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其瑞一开始还没往瓷器有问题的方面想，心里还觉得有些意外，这件珐琅瓷碗明明价值跟两幅画差不多嘛，还是在赵琦的心目中，觉得自己的瓷器价值要高一些，他不想占便宜？
但没过一会，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哪怕自己的瓷器价值高一些，也高不到哪去，赵琦何必这么说呢？难不成是因为……
温其瑞又看了看桌上的瓷碗，低着头琢磨了片刻，随即诚恳地问道：“小赵，实话说，我对瓷器的研究并不是很深，你告诉我，东西是不是有问题？”
赵琦听了这话，也就直言道：“温老，我个人认为东西是老的，但不到代。”
温其瑞沉默了片刻，说：“愿闻其详。”
赵琦点了点头，娓娓道来：“事实上，珐琅瓷的仿制很早就有，但一直是私下的行为，不能摆到明面上。直到清末以后，尤其是入于民国，社会改变，在瓷都的御窑已完全解散，其工匠技艺或并之瓷业公司，或转向民间，故珐琅彩瓷的仿制已进入了公开而全面的时代。
一方面，从宫内流出的器皿日益增多，社会上旧王公贵族由于失势求生也转卖一些旧藏，再加上1924年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之后，真正的‘瓷胎画珐琅’展览，终于正式向社会露出其‘庐山真面目’。
另外瓷都还有大量的清代旧胎，于是，珐琅彩瓷仿制的真正‘黄金时代’到来了。此时出现了一批仿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名手。有的用康雍乾的旧胎质加彩，有的系新胎加彩。
您这件珐琅彩碗，就是在康熙素白瓷上后绘珐琅彩，所以从胎上来鉴定便失去意义了，只能从彩上来分辨。
不得不说，这位仿者的绘画水平也颇为高超，但比之康熙时期的官窑作品，还是差上了一些，纹饰没有真品挥洒自如之感。
最主要还是它的发色剂有区别，它是由微量黄金配制成的‘金红’，而传统的红彩均为铜红或铁红。这种‘金红’色料在康熙年间始有进口。上彩方法也有不同，民国仿品施彩使用胶水或清水，而康熙珐琅彩瓷开始使用油，带有西洋油画风格……”
听了赵琦一番详细的讲解，温其瑞再仔细辨认，又让赵琦稍等片刻，出去了一会再回来，便向赵琦行了一礼：“小赵，闹了这样的乌龙，鄙人很是惭愧，但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发誓，我并不知道此物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
赵琦连忙往旁边让了让，说道：“温老，您无需这样，我就没有听说过，咱们这行有谁能够保证自己不打眼的。”
温其瑞态度诚恳地说：“不管怎么说，这事的责任在我，这样吧，我带你去我的藏品室，随便你挑总价在六十万以内的藏品，无论几件都可以。”
赵琦知道这是温其瑞是为了避免刚才那样的情况，才想出这样的想法，但这么做也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对古玩价值的认知是不同的，到时他选了一件藏品，他认为价值十万，温其瑞认为价值十二万，这事怎么解决？
况且，要是他看中的是温其瑞的心爱之物呢？
他想了想，便笑着说：“不用这样，我相信您的眼力，东西还是您选吧，而且也不用60这么多，55万就可以了。”
温其瑞见他这么说，心里也很开心，他摆了摆手：“不管你是多少钱买的，在我心目中，这两幅画就值60万。”
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温其瑞也觉得让赵琦挑选有些不太合适，便还是自己去了。
这一回，赵琦等了十多分钟，温其瑞手里捧着两只盒子走了进来。
赵琦打开其中一只盒子，只见里面是一对小天球瓶。
天球瓶这种造型在明永乐、宣德朝已甚为流行，清代官窑沿用此器形，多见雄伟高大之品。而小尺寸者，清宫档案名为纸槌瓶，乾隆皇帝尤为喜爱，在御制诗注解中称“胆瓶、纸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
这对小天球瓶通体最多只有十厘米高，造型敦厚，把手可玩，通体施仿哥釉，釉面布满金丝铁线，气韵古朴，底部留有“乾隆年制”四字二行篆书款。
此对小瓶为乾隆时期仿哥釉之精品，并且是乾隆宫廷赏玩之器，或置放于多宝阁中陈设，器形精巧，是同类器中尺寸最小者，存世器比较少见。
这类瓷器，正是文房物品中的小器大样，作为书桌案几之玩用，一般大不盈尺，小不足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可远观，亦可近取。特别是有些赏玩摆件，往往是大块的浓缩，大件的缩小，小中见大，芥纳须弥。
前世，赵琦对此类物品就颇为喜爱，但几年之后，由于文玩大行其道，此类小器大样大受欢迎，好的他买不起，差的又看不太上眼，再加上手头紧张，也只能买上一两件差强人意的，满足一下自己的爱好了。
因此，赵天一看到这对小天球瓶，心里就喜欢上了，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欣赏把玩，爱不释手。
温其瑞看到赵琦的神色，心里也松了一口气，看来没有出幺蛾子。
小心地把瓷器放回盒中，赵琦又打开另一只盒子，里面放着一把紫砂壶。
此壶为紫泥汲直壶，整器造型筒练至极，质朴无华，线面挺括而丰富，泥色沉稳而含蓄，造型极具表现的张力。把下款“彭年”，壶底钤有“阿曼陀室”方章。
从款识可以看出，壶作者为清嘉庆、道光年间，陶都的紫砂壶名艺人杨彭年，此壶算是名家名壶，制作精良，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