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着贾道全从一个反贼，变成了恶霸。
虽然都要死，可是对于徐让来说，这种避重就轻的判罚，他是最难接受的。
功劳差太多了。
覆灭一场造反，和弄死一个恶霸，前者必然要受到庙堂的高度重视，从皇帝到大臣，都要过一遍，然后大宋所有大人物都记住，有徐让这么一个官员，在颍州官场兢兢业业多年，最终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将反贼贾道全剿灭。
虽然，首功肯定不是他。但只要有了这份功劳背书，升职加薪指日可待。
后者就不一样了。
恶霸杀人，最多也就是提举刑狱司走一圈，然后秋决的时候，等待朝廷的批复。嘛功劳都没有了，啥好事都轮不上。甚至还有地方官员管理地方不力，没有提前发现贾道全的作恶多端，甚至为此，徐让还会背负一个不好的名声。
这个结局，徐让能接受？
徐让坐不住了，可是他人微言轻，贸然打断大佬的发挥，恐怕到头来引来大佬的怒火，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徐让发现中午了，总算是有个提意见的机会了。在堂上，他压力太大，愣是一次都不敢打断范纯仁的问案。
“学士！”
徐让找到苏轼，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让苏轼颇为不满。
大家都是聪明人，你想要让老夫当挡箭牌，至少面对老夫的时候总该说两句真话吧？
苏轼不耐烦道：“徐通判，可有话给范相？”
徐让吓了一跳，他又什么资格给宰相传话？还让上司跑腿，在官场，这简直就是目无尊卑，属于要被现实吊打的二五仔。徐让立刻站直了，低声对苏轼问道：“学士，贾道全的案子，下官觉得草率了，想要当面对范相建议，可又怕惹怒了范相的虎威。想让学士给下官引荐一二。”
引荐是假，想反驳范纯仁的做法是真。尤其想借苏轼的嘴巴，表达他对范纯仁断案的不满。对他来说，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但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贾道全的案子变成了颍州地方上的治安案件。这简直就是侮辱他的智商。
苏轼早就明白了范纯仁的心思，这位大老远的从京城来到颍州，真以为大宋的宰相没事做了，地方上发生的案子都需要让他老人家马不停蹄的跑一趟？
别琢磨了，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范纯仁从京城来颍州，目的就一个，把颍州的案子限制在颍州境内，不让这个案子有发酵的可能。更不可能给新党借口，让这个案子成为攻讦太皇太后的武器，给朝廷添堵，成为新党攻讦太皇太后的机会和理由。他要是没有做到，对于自己来说，是对本心的不忠；对效忠的大宋朝廷来说，是为失职；对旧党来说，是引起祸端，是资敌。
总之，不管于情于理，他都不会改变心意。
徐让开口就想要让苏轼去劝，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苏轼明知道说不动范纯仁。苏轼是给人当过炮灰，但那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再说了，他当年是给王安石当炮灰，可徐让，算是哪个葱，值得让苏轼付出巨大的代价，满足你的私心？
不得不说，徐让想多了。
可是，苏轼却点头道：“也好，既然徐兄有想法，那么用膳的时候就说出来，我给你找个机会。”他明着说好，却故意让徐让自己冲锋陷阵。富贵险中求，你既然想要博富贵，就别想当缩头乌龟。
说完，苏轼就陪着范纯仁叙旧去了。
留下一脸懵圈的徐让，他气急败坏的嘟哝着：“谁说苏轼眼里存不住沙子，遇到不平之事，一定会撸起袖子上前冲？”
要是章在，这位前枢相不介意给徐让补上一课，苏轼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苏轼了。
可惜，徐让身份太低，没人指点他而已。
苏轼和范纯仁有说有笑的，讲起了当年汴梁的趣闻。不同于范仲淹，苏轼的老爹苏洵，恨不得自己俩个宝贝儿子闻名天下。俩个儿子没有出仕之前，就被自家老爷子满世界的出访，阅历比普通官僚子弟要开阔的多。
说起各地的风土人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加上当年苏轼在东京也是各种高端聚会上座上宾，跟着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人的后头厮混，着实让一直跟着老爹东奔西跑的范纯仁羡慕了一把。
反倒是范仲淹，家教颇为严苛，对自己家的儿子虽没有章那么极端，也很少会提点儿子官场的人脉。
范仲淹虽有布衣宰相的美誉，不过他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大宋的宰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范仲淹执掌变法的时候，最高的官职是参知政事。属于副相之中，权力不大的一类。具体事务不如枢密使大，而掌控的事务也比不上三司使，第一副相是中书侍郎。范仲淹的地位不尴不尬，上头有宰相压着他，一帮同僚手中的权也不比他小。
仅仅凭借皇帝的信任而开展变法，必然会失败。
范纯仁不一样，实际上，他和吕大防轮着当宰相。这也是为了防止一人长期霸占相位，造成的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是太皇太后琢磨出来的过度办法。所以，他也有布衣宰相的美誉。
范纯仁虽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成为锐意进取的改革派，而是变成了旧党中的一员。但是有一点他和范仲淹很像，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午膳一开始，苏轼就给了徐让这个机会，向范纯仁引荐徐让，并说徐让对判罚有疑义。
在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