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人如果细细地考究起来，其实是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型的。
碌碌无为的，小富即安的，小有野心的，胸怀大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自然也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而薛平却无疑是这些人中最为矛盾的一个，也是最为悲摧的一个。
毫无疑问，他是唐王朝最为忠心的臣子，但他却也看到了现在的大唐早已国不成国了，他自然想要拯救其与水火之中。但他自身的力量却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他看到了李泽。
他认为李泽是有这个力量的。
但有力量的人，却不见得与他一样也是对唐王朝最忠心的人。有力量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一番盘算。
看看张仲武，有了力量之后，便举旗造反了。
再看看朱温，在夺了长安洛阳之后，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李泽的力量，不比他们弱，哪怕李泽一再宣称自己是效忠唐王朝的，但其所做所为，能让薛平安心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明明知道李泽有异心，但薛平却没有其它的选择。这是他以及唐王朝最后能倚靠的一个臂膀了。
于是他努力地游走在这个大游涡中，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吞噬的风险而其中拼命求活。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做出许多违备自己良心的事情。
每当做了这样的一件事而让自己痛苦的时候，他亦只能安慰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大唐，一切都是为了大局着想。
当了工部尚书之后，他差不多走遍了李泽麾下现在所有能控制的地方，薛平不得不承认，在那些李泽直接控制的地盘里，哪怕是那些刚刚归顺的地方，他都能看到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那些人哪怕穷得叮当响，但却一个个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每当那些义兴社员们在这些地方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从而引得那些衣裳褴褛的百姓们振臂欢呼的时候，薛平也常常会感同身受。他碰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了。
在他看来，义兴社就是一个怪胎，是宰相李泽的私器，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看不顺眼的组织，却在最基层的面上，为整个镇州朝廷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每打下一地，紧跟在军队身后进去的，就是这些义兴社的成员们。
义兴社的成员中，既有那些饱读诗书的书生，也有技艺精湛的工匠，每到一地，他们不但能鼓动贫穷的人站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还能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但凡义兴社站稳脚跟的地方，原有的那些阶层，就像积雪遇到了太阳，纷纷融化再也不见了踪影，延续了无数年的宗族管理，一点点的被瓦解。
有了矛盾，有了纠纷，百姓们的第一想法不是再去宗族里投诉，而是去官府告状，村乡镇县一级一级的官府机构的建立，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秩序。
这好吗？
这自然是好的。
对于这一点，薛平不得不承认。这几年来，不管是救灾，还是在战争动员等一系列的需要整个社会全体出动的时候，新的秩序表现出来的能力，是旧秩序压根儿就不能与之相比较的。
但这，却是李泽个人的成就。
他们是效忠李泽本人而不是效忠大唐王朝的。
好的东西不能为我所用的时候，那就就是极坏的。不管是他薛平，还是韩琦，都只能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只能尽一切可能地阻织义兴社进入到河东地区。
义兴社对于地方原本的统治基础的强大的破坏力，让他们心有余悸。如果让义兴社大举进入河东地区，那用不了多久，河东，便也会属于李泽了，而这，已经是他们这些人最后的那片自留地了。
薛平，韩琦是坏人吗？
这个就很难说了。
原本好人坏人的划分，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对于李泽以及李泽的部属来说，韩琦，薛平这些人当然不算什么好东西，他们老是藏着自己的小心思，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但对于薛平等人来说，李泽以及他的部属，满脑门子的都想着取皇帝而代之，自然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好人抑或是坏人，本来就是看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之上。
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了。
这对于薛平来说，甚实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事情，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地方飞速发展，看着李泽对这些地方的控制一日深过一日，看着这些地方的百姓愈来愈富庶，而另一边，则是河东仍然是一副不死不活的老样子，宛如一潭千年古潭，即怕是扔一个石头下去，也不能折腾出太大的动静，转瞬这间便又恢复了原样。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终有一天，风会刮到河东去。
李泽已经在准备着下一招的出手了，而他也好，韩琦也好，都没有什么可以应对的办法。
李泽准备允许自己麾下所有地方的百姓自由流动。不再需要什么路引，没有其它任何限制，你想去哪里定居便可以去哪里。
在薛平看来，这便是李泽居心叵测之所在了。
老百姓们会有双腿来投票他们支持谁的。
可以想象得到，这条政策一旦实施，只怕河东的很多人，便会背上铺盖卷，携儿带女的去其它地方追求新的生活了。
问题是，他们到了新地方，的确有更好的日子在等着他们。
哪怕在河东，短时间内还可能用造谣恐吓欺骗等手段吓住那些老百姓，但纸里岂是包得住火的，总会有人冒险，也总会有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