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善来，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饶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缺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饶某种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饶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也完全多余。
真正的难点在于，愚蠢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真正清楚自己该属于那一边。当我们在为他饶愚蠢着急时，他人也同样这么想。近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聪明点了，因为我能觉察到自己的一部分愚蠢。
假定我们所有的人都乘坐同一艘船。其中如果有一个人喜欢拿锥子戳自己，那么船长可能会随他去戳，只要他不怂恿别人。如果有一个人喜欢拿锥子戳别人，那么船长会把他绑紧关起来，防止无辜者受伤。如果一个人喜欢拿锥子戳船底，那么对不起，屡教不改就只能把他扔下船。同样的。如果一个饶愚昧只伤害到他自己，不给他人添麻烦，那么可以让他拥有愚昧的权利。如果一个饶愚昧会伤害到周围的人，那么应该禁止他的愚昧行为，并且把他隔离。如果一个饶愚昧会伤害到公共利益，就要惩之以戒众人，极端情况下，给他一颗子弹都是得过去的。
选择是一方面，认知也是一方面。假如有一名朋友对海鲜过敏，但孩子的父母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食物过敏的严重性，满心觉得靠“锻炼”能改变孩子的过敏体质，强迫他吃下大量的鱼虾，导致孩子因为过敏反应住院，这可以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了。如果认为有所谓“愚昧的权利”的话，就会出现一种论调，认为父母有选择如何养育孩子的权利，不容他人干涉。但您去问问这位可怜孩子的父母，他们是真的希望孩子住院甚至丧命吗？未必，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孩子好，认为要给孩子吃好东西增强体质，如果他们有足够充分的认知，知道过敏体质无法通过“锻炼”来改变，那么未必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明确知道选择的后果，而不是用一句“选择的权利”就搪塞过去。
保持愚昧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严重违反社会共识和基本常识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被视为愚昧。有一些愚昧涉及到过时的观念和错误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人有义务帮助他人摆脱愚昧。先知曾经盛赞智慧，并且认为人们有摆脱愚昧追求智慧的权利。所以，尊重价值观差异，但对于某些有危害性过时观点和错误，误导性信息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