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三文钱说。
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
快过年的时候，广州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他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
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人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就这点？
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他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的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挡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广州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
第三十四章三文钱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广州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广州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象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的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96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楞了楞，很快反映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份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yáo_tóu_wán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广州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广州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象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第三十五章叫花鸡
广州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做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广州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80年代，广州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广州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