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紧接着，俄又将数千的中国劳工装入废旧的火车铁皮车厢之内，沿着中东路运回哈尔滨，这数千人中有染病而死的，但更多是在车厢中活生生的饿死，冻死。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此时清朝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加严峻的是经过上海橡胶股市崩溃之后，清政府陷入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无力抗拒这样大规模的急性传染病。历史上，鼠疫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为毁邦灭国的力量。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哀声长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
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伍连德发现了比欧洲黑死病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
可是伍连德找出了鼠疫的原因，却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日本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徒弟的嘲讽。
各国领事也不接受当时伍连德的观点。面对这些抵触，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而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也在这些抵触中悄然溜走。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
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因为与伍连德观点不同，在伍连德说出自己观点时，甚至勃然大怒。
迈斯尼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俄国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
1911年，1月8日，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临死前，迈斯尼嘴边流出紫红血丝，对站在病床旁边的伍连德断断续续地道：“伍博士，你，你，是正，正确的。”这句话说完，来到疫区仅仅十余天的迈斯尼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管迈斯尼是否与伍连德意见不合，但终究是为了抗争这结灾难而献身的牺牲者。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其应有的敬意。
自迈斯尼死后，所有的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