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年间西北的边防是北虏的后花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陈寿这位吹出来的名将完全可以当个笑话看。
然而，弘治朝的“三大捷”还有比西北战事更有趣的，那就是辽东战事。
因为，辽东的战事，可是切切实实的打了弘治帝“贤君”的脸，他的贤明治理下，竟然有边地守将堂而皇之的杀良冒功。
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十二年正月，辽东守臣上奏朝廷，说是取得了三次大捷，斩首三百级，可谓是弘治一朝有数的大战功。
嗯，弘治武功……杀了三百人的大战功！
结果，捷报到了京师，满朝文武都不敢信。
他们以“边备疲困，素乏锐气，往时捐数十百人仅易虏首一二级”，“李杲之老疾，诸镇巡参佐之庸懦，而能办此？”为由，说辽东官军都是一群草包废物，以前死一两百人只能斩首一两级，现在怎么可以取得这样的大捷，其中一定有诈！
打了大胜战都没有人信，这就是弘治朝武功的现实，当然，事实证明，不信的人都是真正的有识之士。
为此，弘治帝为了维护自己名声，不得已，派人去查，结果，果然有诈！
事情的真相是辽东官军以互市为由，把泰宁福余两卫的男男女女三百多人骗来，接着把人都灌醉，然后全部杀掉，再向朝廷报捷。
这是什么？说好听点，可以说是诱杀，说不好听就是谋杀归属大明的番邦之人。
好端端地把人骗来杀掉，开启边衅，招致怨恨，还有脸报捷，辽东官军的这副德性，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给吹嘘的弘治武功抹黑。
而“三大捷”里，剩下的也就是经常被人吹捧的王越的贺兰山大捷，当然，这场大捷是属实的，毕竟还有被传唱的王越的《贺兰山后大捷》一诗为证。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不过，诗作的很有气势，但那战果却不怎么样，毕竟，被称为大捷的贺兰山大捷，明军最终得战果也不过就是斩首四十二级而已。
可以说，整个弘治年间，明军对于北虏能有效抵御的战役寥寥无几，斩获较多的大胜只有三四次。
其他剩下的战役就不值一提了，绝大多数被虏寇，都会有相关镇守人员被论罪。
即使是论罪，弘治君臣对于武备也似乎都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直接就是漠视，处理战败武臣，几乎没有详细认真地追究缘由，不思考改善方略，只是简单地罚俸或降级，有许多次更是直接“宥之”，命其戴罪杀敌。
这并非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看出来的，但他们劝告弘治帝，却都没有引起重视。
比如弘治十四年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说：“比年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边备之所以日弛。”
上头不重视，不严督，无举措，有功虽赏，有罪不罚，这样的氛围下，下面边关镇守官及将士当然是人浮于事，虚应战事。
经过这样放任自流的十几年，北虏当然越来越嚣张，最后在弘治十八年五月，趁着孝宗驾崩之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令明军遭遇了自土木堡以来的最大败仗——虞台岭之战。
所以，弘治帝留给他儿子正德帝的，是自土木堡以来最强大的外敌，和最废驰的边备。
而正德帝，可能也就是因为登基头一个月就遭遇了一个大惨败，心生余悸，正德帝即位之初就对边事非常重视，采取了多项改良措施。
弘治十八年六月，登基第二个月后，正德帝就听从兵部的建议，在宣府招募土著之兵，用以协助官兵杀敌。“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三两及马匹器械，编成队伍与官军协力杀贼，有功照例升赏。事定归农者，听其愿留者，寄名近卫，月给粮一石，老则除之。”
同一个月，正德帝又明晰了赏罚，边镇军民，“斩虏首一级者给银三十两，愿升者如例加升。民余给冠带，名为义勇，复其徭役。若纠集乡丁斩首五级以上，为首者升署所镇抚。其夺回被掳头畜，以十之四充赏。事宁停止不为例”。
除此之外，正德帝战后的调查也更细致。
弘治十八年八月，正德帝登基两个多月后，大同守臣奏北虏拥众入寇四散无忌，边军不能抵御。武宗却责问说边军为什么不能防御，并派人去调查清楚。然后才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边镇武官的建议也得到了他的采纳。
正德四年四月，他听从大同副总兵马昂的建议，“令被虏走回男子，审无父母妻室，并不知乡贯者，听编入军伍，调用杀贼。有家业者，仍听宁家。先发宁家而愿入伍者，听来。降虏人，则仍照例安置。”
种种举措下，边关的战事明显得到了改善。
正德四年十二月，虏酋亦孛来部入寇，就是上面那位给武宗提建议的总兵官马昂统领官军，在木瓜山等处与之交战，共斩获贼首三百五十六颗，生擒男女九人，夺获战马二百一十一匹，骆驼二十四只，牛羊四百一十五只，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
正德五年四月，虏寇庄浪，诸镇多支官军围剿，击退了敌人，并斩首一百五十八级。
正德四年至十二年之间，像这样的胜利有十六、七次，远远超过弘治年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