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最先显现的是文化娱乐方面的变化，从“港台靡靡之音”的批判之声到满大街都响着港台流行歌曲，如今站在时间之河的桥上回望，那改变也就恍惚一夜之间的事。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城市建筑的惹眼变化之一，便是电影院的兴起。
小时候，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砖木混合结构建筑的剧院，并不放映电影，而是演出一些戏曲和现代歌舞剧。关于这个剧院，我的深刻记忆有三次。
第一次跟这个老式剧院有关的抹不去的记忆，是在我小学大约三四年级时某个夏天的傍晚，晚饭过后，我和我哥跟武陵大饭店的其他职工子弟一群孩子们，正在大院里玩着躲迷藏游戏，我妈突然出现，说我们一家要去剧院看什么大抵不是我感兴趣的老戏，所以我说不去，说我要继续跟小伙伴们玩，说你们去看戏好了。
我妈见叫不动我，便回去让我爸再来叫我。我爸来了，不管怎么拖我，我也依然不肯跟他们走，然后一个路过的我爸同事一句话彻底激怒了我爸，那人说：
“老x啊，连孩子都管不了啊。”
我爸当时是大饭店管人事的，也许此话让他听得不舒服，便把怒气撒在了孩子身上。随即，我爸一边拖一边打我，一直将我拖拽到他的独立办公室，一把把我拎起，将我大半个身子按倒在他的办公桌上，继续边打边问：
“去不去？去不去？”
我任我爸怎么打都不妥协，依然边哭边说：
“不去！不去！就去不！”
然后我爸就将我又拖回家里，用麻绳把我捆绑在小座椅上，像绑犯人那样将我的双手反绑在小靠椅的背后。因为我爸年轻时在武警任过文化教员，后因肺结核转业，擒拿捆绑之术应该是在部队里学到的。
我哥小时候虽然很调皮，经常跟人打架，但却很听父母的话，所以是，“安置好”不听话的我后，父母便带着我哥去看戏了。一直等到两三小时后他们看完戏回来，我才被我爸松绑。
我成年后向我爸提起这件事，问他：
“当时您就没考虑到万一有火灾什么的意外发生吗？不担心被您绑在椅子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我怎么逃生？最起码的，难道您就不担心我在你们看戏的这两三小时里要拉屎拉尿了怎么办？”
我爸的回答是：
“当时本意是担心把你一个人留下，怕被别的孩子欺负，结果却是……唉！”
我爸似乎意识到了他当年那么做是错的，可为时已晚，在这样家庭环境下生长的我已经被雕塑成型了。父母在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左右下，培养出了纵使在外淘气经常惹事但回家一旦被父母问责就会很快承认错误的听话的儿子，同时也培养出了在外老实巴交从不惹事的乖乖女在家却从不屈服父母任何武力的倔犟女儿。
那次谈话，我爸最后向我总结：
“我知道你很倔，是打不怕的，每次打完你后我都发誓以后再不打你了。”
我爸这样说，然而事实却是，在我高二时，一次因我在自己的房间，偷偷看好友杨怡红借给我的小说《茶花女》，被进来查看我学习情况的我爸发现，我爸神速地将我匆忙塞进枕头下藏起的小说找出，看了一眼封面，便生气地呼了我左脸一巴掌。
“我还以为你关着房门在用心学习呢，你竟然看这种小说！”
我爸愤怒地责骂后，收缴了我还没看完的小说。后来我是在家里一个装衣服的绿色皮箱子里最上层找到了这本《茶花女》，我继续看完后还给了好友杨怡红。当时我猜测，我爸也是有意放在那么容易让我找着的地方吧，因为显然这本旧书是我借来的，得还给人家。
好友杨怡红的父母都是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高二时我与杨怡红同班同桌期间，她从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借了好些外国小说来看，同时也借给我看，比如还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德伯家的苔丝》《蝴蝶梦》《永别了，武器》，就是那时她陆续借给我看的。
在我即将十八岁时，因我与男同学看电影约会，又重重扇了我左脸一巴掌的我爸，是等到我上大学去了之后，他打不着我了，才兑现了他不再打我的誓言。
那次发问我爸，居然是以我爸佩服我从小到大不屈从他的家暴作为结束语。我爸笑着对我说：
“要是在革命年代，你一定是个不会叛变的意志坚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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