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子太逗了，你除夕回来，他说“人来了”你突然就走了，他说“人走了”。
男：哈哈……听的我很心酸
女：大了就好了，老二也在我肚子里踢腾了。
男：太好了，希望是个女儿。
——1962年3月
在我的记忆里，庄城的春节始终年味儿不够，没有庙会、年货市场也搞的很山寨，街里的花灯稀稀拉拉，还永远只能亮一半儿。
在我的记忆里，庄城这个名字，是从1989年那个春节才开始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记的，之前我经常听秀荣和黄绍伊说起我们的老家山东，或是听刘霞念叨自己的娘家北京，唯独没有人说过庄城，在他们骨子里还是依恋着自己的故乡，就像后来我无论去了哪里都还是依恋着庄城。
从1989年春节起，庄城这个名字经常在我耳畔回荡，因为刘霞和黄伏清就是那时作别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作别了他们的小棉袄；
也是从那时起，甄多余的父亲老甄又一次离开了家，一去就是十几年。
那天是正月初一，我至今都记得。黄伏清抱着我，轻轻地问我：凉凉，如果爸爸和妈妈分开了，你会跟谁？
我毫不犹豫：跟爸爸！
语气坚定且没有一丝恐慌，因为我还不知道分开究竟代表什么。当然，我也隐约从大人的话语里听出了些许异常。
我听到黄伏清坚定地告诉刘霞：如果你做了离开的决定，那咱们就分开。
黄绍伊也曾找他们俩谈话：如果真的分开了，你们这辈子都要做好朋友。
那几天，全家笼罩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黄伏清和刘霞不再打情骂俏，黄绍伊和秀荣也常常在自己的卧室躲着，就连正月初五的“破五”饺子都是秀宋和太奶奶在厨房里包的，刘霞和黄伏清也不知道躲到了哪里，既没帮忙，也没回家吃饭。
但是，这种局面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来了个360度的大转折，黄伏清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和刘霞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童年。因为那年，黄伏清跟着刘霞去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北京是刘霞的故乡，也是黄伏清和刘霞工作的工厂的总厂所在地。那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波及内陆城市，并由此衍生出一些新兴职业。这些新兴职业不光包括个体户，就连国企也开始诞生了一些新部门、新岗位。刘霞和黄伏清所在的国企也是一样，他们将一些优秀人员集结起来，组成了销售部，在销售部里工作的人被统称为业务员。说白了，就是到全国各地推销本厂的产品的工作人员。
在我2岁多时，刘霞就已经被内调到了销售部，而且年年销售业绩突出。因此，1989年，总厂到各地分厂挑选业务员时，厂长首先就把刘霞给推荐上去了，事先也征求过黄伏清的意见，并且给他两种选择——随刘霞进京，或者留在分厂工作。
黄伏清性格温吞吞的，自打出生起就没离开过秀荣半步，他自然不愿意随便动地方，更不愿离开爹娘。再加上那会他已经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了，这要是进了北京势必还要从头开始。因此，他坚定地回绝了厂长，并强烈要求厂长选派他人进京，把刘霞留在庄城。
这一下刘霞就不干了，她本就是大城市的人，骨子里也是渴望上进的，只不过一直在庄城窝着难有大作为。1989年的庄城又刚刚踩在了改革开放的浪头上，看着身边人经商的经商、发财的发财，刘霞早就跃跃欲试了，这次机会来了，又是在她的老家北京，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两个人的坚持，似乎各有各的道理——
黄伏清觉得：一家人就是要起齐齐整整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刘霞觉得：我愿意扛起全家的重担，有福大家享、有难我自己当。
两人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三观”不合的高度，如果放在现在，“离婚”肯定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黄伏清和刘霞确确实实也动了这个心思，再加上黄绍伊和秀荣这对民主父母从来不会干涉孩子们的重大选择，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离婚，成了黄家经常会谈论的话题。
不过后来，挽救这段婚姻的救世主出现了，这个人，竟然是老甄。
老甄自打从大狱里出来，确确实实跟王美兰过了几天安稳日子，整个人也跟以前大不一样，早睡早起，买菜做饭，一有时间就带着老婆孩子去动物园看大老虎。
甄多余告诉我，老甄在家的十几天，他去了8趟动物园。
“我每次一进动物园的大门，我爸就带我去买一个蛋卷冰激凌，然后是骑小马，从小马下来我就去游乐场玩水枪船，接着去喂猴、看老虎……你知道吗凉凉，只要我爸在，我能闭着眼睛找到猴山和狮虎山。”
甄多余每次都说的眉飞色舞，特别是说到“我爸”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会习惯性地竖起大拇指向后一指，脸上有着我从来没见过的神气。
他到底是不是去过8次动物园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得记得他整整14天没有敲过我家的大门，直到第15天，我听到了他的嚎啕大哭。
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甄多余哭，就连老甄被抓走那天他都不曾哭过，然而这次他哭的肝肠寸断。因为老甄又要走了，甄多余十天逛8次动物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天，老甄穿着王美兰新给他买的丫丫羽绒服，拎着一个黄蓝相间的行李包，身后还跟着一个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