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懂得智慧艺术，并且知识广博的人，善于畅谈书写，通常言辞热情洋溢，充满了勃勃生机。敢于闯荡艺术天地，且属于才情志趣高雅者，一般钟情标新立异，最终趋于追求极端精致。
战国时楚国的宋玉，fēng_liú倜傥，才华横溢，反而不被世俗赏识，颇遭时人讥讽。他在一篇《对楚王问》中，侃侃而谈，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不仅揭示了曲高和寡的无奈，还表达了鸟凤鱼鲲的自觉。类似这种托物言志的文章，之所以趾高气昂竟至于胸襟坦荡到如此程度，究其根本，就在于正气凛然，如气贯长虹也。
西汉枚乘，使用艳词丽句，已经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他的《七发》一文，艳词堆砌如浮云变幻，丽句起伏像狂风袭尘；其提问直击本能嗜好，七情六欲的渲染，极尽奢华满足之能事；整篇文章，起自怂恿邪念，归于节制扶正；根本目的，借此劝诫富家官宦子弟，务必从善如流。
西汉末年，杨雄在天禄阁，披览群书，静思默想；借鉴古人睿智哲言，始创《连珠》文体；此种体例，虽然篇幅短小，但义理清澈，正所谓妙语连珠，晶莹剔透。
例举上面三种文体，若把文章篇籍整个比喻成参天大树，他们都不过是短小精悍的枝蔓而已。而且这一类文体的地位和属性，更像文人雅士在闲暇娱乐时，喜好把玩欣赏的一些奇巧灵怪的艺术精品罢了。
自宋玉《对楚王问》之后，行文效仿其情志格调者，前有东方朔的《答客难》，畅谈“异时异事”借古讽今，例说“优柔自得”善言巧辩，借用“管窥蠡测”诙谐慰己；后有杨雄的《解嘲》，辩解“世乱不足、世治有余”，罗列历史故事，姓氏名谁循环往复，音容笑貌如数家珍。后世承继俩人足迹者，东汉时期，有班固的《答宾戏》，言之凿凿，长篇大论“功名不可伪立”也；再有崔骃的《达旨》，阐述“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可谓贤达君子的处世箴言；还有张衡的《应间》，喟叹观同见异，弘扬“不患无名患所以立”本义，论说堪称严谨雅正。到了东汉末年，崔寔的《答讥》，侃谈量力而行，“爱饵衔钩、悔在鸾刀”浅显易懂，犹在耳畔；蔡邕的《释诲》，诠释审时度势，“世治责人以礼、世乱考人以功”义理清晰，娓娓动听。步入东晋之后，郭璞的《客傲》，雍容大度，“欣黎黄之音者、不颦蟪蛄之吟”之情志鲜明，堪称风度翩翩。以上各家虽然相互摹仿，但确实争奇斗艳，均属杰出之作。其他同一时期者，另有曹植的《客问》（亡轶），文辞雅致但义理宽泛；再者，庾敳的《客咨》（亡轶），内容繁多且文辞孱弱。尽管像这一类对问应答的文章还有许多，但他们原本没有明确规范的体例格式。究本溯源，这种有问有答的场景假设，最初只是为了抒发作者十分压抑愤懑的情志胸怀，并且越是位于挫败低迷的自觉难堪的尴尬处境，越是理直气壮地抒发胸怀，极力展示自我抱负理想。如同屯卦之中看到泰卦，必须有上下翻飞的自由想象和富丽堂皇的词语表达，才有可能达到惊世骇俗、出奇制胜。这也就是此等文体的本来面目和特色目的吧。
继西汉枚乘《七发》之后，像《七激》《七依》《七辨》《七厉》《七启》等使用“七”命题的对话论文，蜂拥而出，接踵摩肩。由此也可看出《七发》一文，恰似鹤立鸡群，如同林中响箭，确实拥有了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到东汉之后，傅毅的《七激》，抓住了《七发》成文的骨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崔骃的《七依》，发展了《七发》知识广博的气势，竟然愈发雅正巧妙；而张衡的《七辩》，思虑缜密，意义深刻；崔瑗的《七苏》（亡轶或为《七厉》遗留片语），书本清源，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想象构图，富丽堂皇；王粲的《七释》，语调平和，就事论事。从东汉末年桓麟的《七说》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中间，类似上述在题目中都有“七”的模仿作品，还有十家之多，他们有的辞藻华丽，但道理不精辟，而有的道理纯粹，但文辞欠瑰丽。归纳这一些代表性作品，亦不能看出，他们的共性，无外乎高谈宫阙楼阁的壮丽华贵，盛赞田野猎玩的热烈铺张，描绘服饰珍馐的稀缺奇宝，夸奖乐舞美女的勾人魂魄。之所以有如此极致浮夸的艳词美句，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场景构图，目的就在于通过惊心动魄和振聋发聩的形式手段，达到所谓“要言妙道”的艺术境界。若换个说法，也就是“先以极度虚拟夸张开始而又以平淡颖悟反正结束”。但在实际上，这种文体正面的劝诫讽谏太少，而反面的淫奢诱惑过多，由此两者比例失衡，反而弊多利少。所以当初扬雄，便针对这种文体，有过这样的评价：“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意思是说，就像是整场音乐会，满耳灌输的全是靡靡之音，只是在结束时才出现了几个高雅音符！你说它是高雅呢？还是粗俗哩？另外，在上面例举中，唯有崔瑗的《七苏》，引述的都是圣贤故事，宣教的全是儒家之道，尽管文辞不很突出，但立意十分正经卓越吧。
紧随杨子云《连珠》文之后，模仿类似文体的作品，也开始层出不穷。例如东汉的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学者）、贾逵（公元174-228年字梁道本名衢河东襄陵人汉末三国时名臣）之辈，刘珍（公元-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