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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导紧紧抱住手中的包裹，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火车延迟了，崔导瞪着眼睛看周围的人。新年刚刚过去，车站绝大多数是出去打工的人，还有些许学生。这些学生背着双肩包，拉着行李箱，手中拿着手机不知道在与谁聊天。崔导想，半年以后，自己的女儿也会这样在这个小小的候车室等车，乘上列车，离开自己，离开这个小城。这儿总归是好的，那种幽静清雅的生活总令人向往，但没有看过大海的人，怎能说小溪很好呢。
不知不觉想起周重，那天在超市碰到的应该就是她。这也是崔导一直疑惑的地方，崔导从未跟周重提起自己的老家，出现在这里只能说是命运使然。崔导已经做好把周重接回北京的打算，但自己现在的境况的确不可能腾出时间去照顾别人。
崔导好久没有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思考了。
崔尔雅的钢琴和小提琴只能用好来形容，还说不上专业，崔导也并不想让自己的第二个女儿进入这个圈子，所以就没有让她准备艺考。崔尔雅的文化课成绩并不是很好，但还算可以，崔导计划着在北京找一学校，将自己的女儿放在自己身边，这样也放心些。买完那台小提琴崔导算是没钱了，但他也并不灰心，他手中还有几部电视剧，弄完之后赚的钱基本上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再费些周折将全家带到北京。崔导并不喜欢奢饰品，但他很喜欢房子，他想要一间这样的房子，面朝大海，海风可以从窗户吹来，屋子内的装饰不必奢华，但一定要雅致，以满足他想要成为一文学家的渴望，但这只是表面工作，他甚至希望周重的病可以一夜之间好过来，然后将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他相信李清会接受她的。那样的屋子里，他在书房写着自己不受人待见的小说，周重在教崔尔雅弹琴，李清
李清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崔尔开始，她的病就开始严重起来，之前因为家里没钱，一直拖着，痛的很了，就到乡镇卫生院里躺几天，打点点滴。几瓶子盐水顺着滚烫的血液进入她的身体，冲击病处，虽然可以缓解疼痛和抑制神经，但日积月累的冲击总会把身体冲坏。去年夏天那一次复发，病情最为严重，直接躺进了重病房，崔导现在还在自责，那时候是自己的事业攀升的高峰期，自己在北京，在剧场忙话，最终也没有回来看李清一眼。打了钱，请了有名的医生，说要将李清接到北京来医治，但医院的专家说最好在本地治疗，请专家过来。最后病情抑制住了，但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性。
崔尔雅就是在这个时候对父亲冷漠了起来，但在我们面前还是那个活泼的少女。李清和崔导一致认为，让崔尔雅知道这件事不好，就让她回老家看着装修房子，借此瞒过这件事。不巧的是，工期提前了，崔尔雅回去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工匠，那工匠干起活来极快，并且质量还好，当时我也在，我跟崔尔雅出去半天，那面墙已经快刷完了。其实的确没有什么活，工期短也是正常，但我们还是好好地感谢了那位师傅，给的工钱多不说，还吃了一顿我亲手做的饭。之后的几天，崔导的老宅子就变成了我们208聚会的地方，只要有人没事，坐车也好，骑车也罢，匆匆赶来，带着我让他们带的东西，在崔尔雅家吃火锅，吃烧烤。
这种聚会也持续不了太多天，我们虽然有八九个人，但没有八九十个故事，不能想跑去避难的那十个人一样，用十天讲述了一本叫做《十日谈》的小说。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大啊。
在我离开之后，崔尔雅将老宅子上了锁，坐公交车到城里了。母亲之前说自己要在医院住几天，崔尔雅问是不是病情严重了，母亲笑了笑，说：“现在你爸有钱了，咱能去大医院住了。”
回到城里的家，李清不在，崔尔雅打电话，没人接，最后打给崔导，问了哪所医院。崔导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是哪家医院，最后撂下一句，被接到外地的医院了。
“在北京的医院？”
“不是，专家说不用来北京。”
“那你在哪？”
“我还在北京。”
崔尔雅挂了电话，李清应该还在这座城市。
她给我打电话，说了情况，我劝她不住，就跟着她一起找。
大夏天的，我从城东跑的城西，终于找到了。我看着重病室里的人，一个个找过去，找到李清的床牌，疾病的名字很长，所以记不下来，但坐在床上的人看起来并不像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更像是六十有余的老太太。可能带个假发会显得年轻，眼窝深陷，眼圈发黑，病痛的折磨让她变得十分瘦弱，旁边是护工，一面甩着脸色，一面清理着旁边的杂物。医院重病室我是进不去的，倒不是医院有硬性规定，仅仅是里面散发出来的消毒液的味道就足以让我却步。我在考虑是否要告诉崔尔雅，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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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里的检票员通知拿着大喇叭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着，崔导回过神，开始向检票处走去，火车只在汝州站停留三分钟，所以检票的时间也提前了许多。崔导想起那次在超市遇到周重时崔尔雅的表情，她不是因为周重生气，她根本就不认识周重，崔导知道她为何生气，一直没有跟崔导搭话。
“罢了，生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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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跟崔尔雅说了，她赶走了护工，自己一个人在母亲旁边照顾，没流一滴眼泪。崔尔雅并没有崔导感到绝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