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忠当天就坐火车南下，不过没有直接采访宋维扬，而是先去了蓉城，找这边的媒体朋友打听消息。
真正牛逼的记者，不是莽着头就搞采访，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至少得了解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且更容易找到报道的侧重点。
茶馆里。
《西康日报》的记者曹毅玭说：“你问那个小宋厂长啊？我知道，我还采访过他爸。”
“还有一个老宋厂长？”耿忠惊讶道。
曹毅玭笑道：“有，老宋厂长是两年前的西康省十大杰出乡镇企业家，如今在监狱里蹲着呢。”
“说详细点！”耿忠连忙掏出小本子。
“老宋厂长这个人啊，我跟他私交还不错，可惜啊，可惜，”曹毅玭感慨两句，继续说道，“宋维扬的父亲叫宋述民，是66年下乡的盛海老知青，在农村结婚生子，80年开始搞酿酒小作坊。因为投机倒把，关了半年监狱，放出来以后就把厂子挂靠在地方政府。”
“所以，他第二次入狱是因为股权问题？”耿忠立即想明白，这样的事情他见多了。
曹毅玭点头说：“沿海地区在九二南巡之前，就已经开始搞乡镇企业的股权改造，但西康省不行啊。老宋尝试了好几次，都被地方上拦下来，所以就铤而走险，左手倒右手利用外资改革酒厂。他差一点就成功了，结果被人举报，证据确凿，被判了八年多。”
耿忠问：“那这个宋维扬又是怎么回事？”
曹毅玭说：“老宋进去以后，酒厂被收归国有，宋家只剩下一个严重亏损的罐头厂，由老宋的大儿子在打理。宋维扬是宋家老二，高中生……”
“高中生？”耿忠惊道，“你说那个在报纸上发表工商业抗战檄文的宋维扬是高中生！”
曹毅玭似乎对耿忠的反应早有预料，笑呵呵说：“不信吧？刚开始我也不信，《蓉城晚报》去年还专门采访过他，这小子在西康省的体制内非常出名，在省领导那里都是挂了号的。”
耿忠说：“没那么邪乎吧？省领导还能关注一家小罐头厂？”
曹毅玭道：“第一，他是宋述民的儿子；第二，这小子的事迹太过惹人注意，《蓉城晚报》那篇文章在省内的影响力非常大。”
“他去年都干了些什么？”耿忠问。
曹毅玭说：“宋家的罐头厂，总共欠了七八百万，工人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宋维扬利用放暑假的时间，偷家里几百块钱去了趟盛海，借鉴大城市的先进销售经验，还说服了几个投资人参股。一回到老家，他就动员工人处理罐头存货，回笼资金，又推出新品，拿出所有钱打广告，一个月时间就让罐头厂扭亏为盈。”
“这是个商业天才啊！”耿忠兴奋地说。
曹毅玭笑道：“想采访他就赶快，《蓉城晚报》的记者已经动身了。他这次搞得有点大，估计全国不少媒体记者都在赶来，你小心抢不到热狗屎。”
“不着急，我们是月刊，动作再快也得下个月报道，”耿忠说，“你把报道宋维扬的报纸给我几份。”
曹毅玭说：“那是去年的新闻，都堆在我办公室里，你自己慢慢找去。”
……
直到檄文发出的第五天，耿忠才坐火车前往容平。
卧铺车厢里，有四个身穿西服的男人扛着麻袋，袋子鼓鼓的，也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还有一个文质彬彬，背着背包，脖子上还挂着相机套——这是个同行。
“朋友是哪家报社的？”耿忠搭话道。
那人掏出名片：“《南方周末》盖春和。”
“这姓可稀罕了，”耿忠也笑着掏出名片，“《八小时以外》耿忠。”
一个是周刊报纸，一个是月刊杂志，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关系，因此两人相处得还比较融洽，很快就围绕着宋维扬闲聊起来。
盖春和说：“这姓宋的路子太野，总编给我派任务的时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你们《南方周末》还怕人路子野？”耿忠笑呵呵说。
“不一样，”盖春和道，“宋维扬写的那篇文章，可是跟中央招商引资政策对着干，稍不注意就完蛋了！严重政治错误！”
隔壁铺的男人正枕着麻袋睡觉，突然出声：“喜丰公司不会真的出事吧？”
盖春和摇头说：“从这两天的反应来看，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报社并未接到官方下达的通知。”
“那就好。”男人瞬间松了口气。
耿忠问：“你也是去喜丰公司的？”
男人说：“我是经销商，想找喜丰公司合作。”
耿忠又看看另外三个男人，再看看他们的麻袋，心里已经猜出了七八分——麻袋里装的全是钱。
火车在山间七弯八拐，每隔半个钟头就要在小站停靠，所耗时间竟比汽车多出一倍有余。
好不容易熬到容平市火车站，耿忠与盖春和先走，四个扛麻袋的经销商紧跟在他们后头。到了月台，耿忠竟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而且那外国佬也背着相机。
“惊动外媒了。”耿忠使使眼色。
盖春和笑道：“不惊动才怪，这事儿闹得太大了。”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十多年，但对于外国人来说，依然笼罩着一团迷雾，很多事情总让他们无法理解。稍微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那帮外媒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分分钟跑来抢食吃，然后发出猎奇式的文章在国外引起轰动。
别说宋维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