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反驳道：“潘先生此言差矣，其实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富国强兵是不矛盾的，因为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根本不会加重财政的负担。相反政府还能从中筹集到一笔资金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常瑞青沉吟着追问道。
“委员长，目前西方国家大多已经开始实行社会化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但是并没有哪国政府因此而背上什么财政包袱的，事实上这种制度并不是要政府承担国民的养老和医疗，而是由政府牵头，强制雇主和雇员按月缴纳一定的费用，存在政府制定的账户中，作为雇员医疗开支和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来源。政府及时要为此支付一些补贴，支出金额也是非常有限的。”
“原来如此。”常瑞青恍然大悟，现在西方国家可不是老龄化社会，缴纳养老金的青壮年人口要远远大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而且眼下的医疗水平不发达。相对的医院的收费也不高，所以也不会让政府背负沉重的医疗福利开支。
“仲甫先生，你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居民是有钱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可是农民的社会化养老怎么办？”潘玉成皱着眉头就提出了农民养老的问题：“农民占到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又是收入最低的群体，也没有什么雇主来分担一半的养老、医疗保险金。也根本不可能让他们缴纳全额养老医疗保险金吧？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不涵盖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难免就让人觉得是在歧视农民，那样我们还要不要农村的选票？反之，政府就必须支付大量的补贴，这是政府财政无法承受的。”
绕了半天又是农民问题！现在一听到农民问题，我们的常大独裁者的脑袋就大了一圈。就在他头疼的时候，陈独秀已经飞快地提出了反驳的意见：“我们不能只考虑当下而不顾将来，国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早晚都是政府的责任，现在我们不考虑，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还是要考虑的，与其让国民党拿这个问题为难我们十年、二十年，还不如趁早提出，我们也好把握主动。
至于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障问题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加个人自愿缴纳相结合的办法。只要个人愿意缴纳养老、医疗保险，那么政府就补贴一部分以替代雇主所需缴纳的保险金。”
“那样的话一年要补贴多少钱？”潘玉成冷冷地说道：“中国的农民有四亿多，就算有十分之一的人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每人每年缴纳10块钱，那可就是四个多亿，政府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补贴？”
潘玉成的账一算出来，陈独秀也不说话了，屋子里的几个政治局委员都把目光投向常大独裁者，独裁者眯着着眼睛盘算了许久后，才犹豫着说道：“兹事体大，容我仔细想想，明日再做商议，时间不早了，各位就请早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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