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把一些能力强、影响力大、对总理有可能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物隔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他们形成制衡,保证自己宝座的安全。万一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还可以拿这个二把手当替罪羊,而且这时候杀掉这个才拙而位高的二把手,很容易就能满足下面的不平心理。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理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如果总理是个雄猜之主,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刘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真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所以,我们在遇到刘静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当时天下远未平定,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在军权方面,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才能不凡1,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所以,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静等“秦王派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在朝廷对刘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a)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lùn_gōng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静,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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