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很明显,这口吻已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其实现在李格也了到了这一点,贞观1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第二子李宽,早夭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qín_shòu不如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别无选择。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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