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腊月二十九，也是年前最后一天上班。
上午九点，一群处级以上干部，就提前做好了准备，参加了副主任主持的总结会议。
会务过程涉及太多guó jiā jī mì，就此略过。
到了中午12点半，副主任宣布散会，食堂也安排了丰盛的散伙饭，连酒水都放开了供应——也没必要再特地找“小食堂”了，外资委这种实权机关，又是掌握经济运作的，大食堂就已经应有尽有了。
不过，饭前副主任交代了几句，留了一个局级干部，还有几个处级，让他们一起吃个饭，饭后再聊聊。这些人都是年后就要长时间出国出差的，说是提前了解一下他们对于总结议题的看法。
其他同僚只能羡慕嫉妒一下，然后自己三五成群去组队吃饭拉交情。
哦，说句题外话，那个“一个局级干部”描述不太准确，因为那人其实就是包处长而已——
上面内部信号已经下来了，包处长从当初一机部调到外资委时，就是副厅级待遇，只不过外资委高配，所以副厅也只是干正处的活儿。因为在外资委表现好满打满算干了两年、属下又有顾骜这样能干的人能屡立奇功，所以包处长也跟着积攒了不少漂亮的资历。
如今，他刚刚被组织提拔了半级待遇，成了正厅级、过完年之后的三个月，他会在机科办做副职。等外资委撤并后，机科办会改名为电科局，一起划到电子工业部旗下，而包处长也就会摇身一变变成包局长。
两年升一级{从副厅到正厅}，在仕途上也算是比较让人羡慕的进步速度了。
中国从来不缺能当官的人才，在很多活儿大家都干得好的前提下，领导当然也喜欢用自己用顺了手、知根知底的下属。
相比于包处长，秦国纲虽然也是要跟去电子工业部的，但他毕竟一来这两年的立功表现不如包处长。同时他当年是从兵器工业部外事局来的，不是一机部外事局来的，所以在副主任那儿就不算最最嫡系。到了电子工业部后只算副厅，也算是不错的升迁速度了。
虽然回溯三四年，到国家刚刚开放的初年蚀Τず颓毓纲的级别、资历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跟着领导大腿转战两次和转战一次的区别。
跟着领导简单吃了点朴素的食物，一群人按部就班地汇报了自己对未来配合电子工业部外事工作的想法构思，聊到大约下午两点之后，其他大多数被约谈者，都纷纷被送走了。
不出顾骜此前所料，今天的讨论重点，就是为未来的“来料加工免税政策”找方向。而其他人的汇报心得都不是很贴近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或许他们也知道这是核心，但平时不关注这块，要不就是知识结构老化，对这个细分方向不专业，说不出所以然来，不如藏拙。
所以，副主任捋了一遍下属们的发言后，集中留下了包处长、秦国纲和顾骜三个人，让他们互相“头脑风暴”。
因为这三个人的观点，代表了三条务实的关税减免操作方向。
简述一下刚才会上的三方观点：
包处长的意思，是搞特定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这个退税名单上的内容，国家可以实时宏观调控，以精确定向把控所要扶持的产业。
秦国纲的意思，是直接建议国家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主要是指目前的深市特区经验、被伟人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时候}，再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最好是一个与外界来往交通比较容易管理的岛屿{减少国内的省际‘偷度’风险}，然后在这块地皮上放开了搞特定品类的免税。
大致来说，前两者一个是在时间上提供管控，另一个是在地域上进行管控。前者响应慢，后者有地理局限性。
而顾骜的思路，则是后世经典保税区的思路。{具体暂不赘述水字骗钱，反正什么是保税制百度一下都能查到，给大家省点订阅钱。}
……
“小顾，说说看你的那个‘构建电子原料保税区’设想，所区别于小包和小秦方案的独到好处。”
副主任捋顺三份方案的实施计划后，把文档丢在桌面上，端起茶杯发问。
“是，主任，我觉得我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精确把控关税豁免的滥用可能性、并且为国家保留最大的责任追溯便利。
从政策落实的严密性角度来看，我认为包丞丞同志的‘统一征税/定向出口退税’方案是最稳的。但是这涉及到的报关时间周期会很长，不利于国际电子产业市场的快速反应需求。
目前欧美的电子消费品行业，用户需求变化非常快，以索尼公司为例，他们一款随身听或者录像机，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要改版、或者出个新的定制款式。一旦新款出现后，价格与旧版没什么区别，而消费者却会很快盲目追求最新。
如果我们允许报关物品快进快出，那么必然留下实物核查方面的隐患。如果严格把关慢进慢出，国内代工厂商的反应速度又赶不上变化的国际市场需求。
相比之下，建立保税区制度后，快进快出的那部分我们就不用查了，直接免掉了征、审、退三重行政审批环节。只是把快进后不快出的、有可能滞留在内地被转国民消费的部分进行严审。大大减少了行政干预的工作量，企业的反应速度也极大提高……”
顾骜侃侃而谈地论述了自己的方案，相比于包处长的“先统一征收原材料进口税、再到出口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