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福建人。生于公元1503年，嘉靖十四年武进士出身。得殷正茂赏识举荐，任广西总兵征讨古田一带僮族叛民时，已年近七十高龄。
水墨恒见他第一面，称赞他乃“黄忠在世”，实不为过。
早年俞大猷与戚继光一道，参与和部分领导了沿海一带的抗倭战争，从而赢得“俞龙戚虎”的光荣称号。
但俞大猷不止于此，毕其一生，勤学文武，南征北战，军功显赫昭彰。由他治军，水墨恒和殷正茂都十分放心。
但有个问题，治军先得有军。
驻扎在广西庆远一带的军队本就不多，李延上报给朝廷的数目是六万，实际上只有三万，上次宜山边界一战又死伤上万，如今能上战场的不到两万，且“没胆儿”——这是殷正茂的评语。
用水墨恒通俗的话说，就一个字：怂。打仗的怕死，便失去了本色，那注定完蛋草。
这是上任留下的后遗症。
正如殷正茂分析的那样，李延从接任两广总督的那天起，为了大饱私囊，就没认真剿过匪，一再姑息纵容，导致对方越来越强，而自己手下的兵越来越弱，最后想剿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朝廷的忍耐可有限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延是自己将自己逼上绝路的。张居正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延只会舞文弄墨，根本不是打仗的料。
别的不说，单看他弹劾打压俞大猷这一点。
为何要弹劾、打压、降职？
原因很简单：俞大猷真心真意剿匪，与李延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
俞大猷是名真正的军人。
军人的使命是保土卫民。
可惜李延不懂，或许也懂，但不想懂。
因皇上给的时间有限，水墨恒与殷正茂、俞大猷一商议，招兵买马再加训练显然已经来不及，只能从两广其它地区暂时调用。
这也是水墨恒的本职所在，他有皇上调兵手谕。于是，首先从广西上思、宁明各调来一万精兵。
俞大猷专管训练。
水蛋和莫颜亦被编制在队伍之中。
水墨恒作为钦点御史，偶尔也会去练兵营转转，名为督军，实则学习。与俞大猷相比，毕竟太年轻。
俞大猷在练兵方面，素有自己的见地——练兵先练胆，练胆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
俞大猷在练兵过程中，十分注意锻炼士兵的勇气和意志，并教授各种拳法、刀法、枪法和棍棒术（在俞大猷那里就是剑术）。他本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学过艺，并注有《剑经》一书传于世。
加上还有《瓦氏治军要诀》这个法宝。
俞大猷熟读之后，又还得两项绝技，运用于这场战争：一个是同步练兵法，一个是瓦氏阵法。
当年瓦氏夫人练兵时，为了培养俍兵（瓦氏夫人统领的精兵）的集体与统一观念，命人根据僮族的木履式样制成长木靴，三人或六人一组，共穿一双练习赛跑。
俍兵练习时必须团结一致，默契配合，若有一人分心，精神不集中，便会影响全体。
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同步”练兵法，使得俍兵齐心协力，无畏无惧，屡建奇功。
除了没胆儿，明兵紧缺的正是团结。
而瓦氏阵法，更是神出鬼没。
因瓦氏夫人嫁与岑家，历史上又称作“岑家兵法”。
《瓦氏治军要诀》中写道：“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注击刺，三人专注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一伍赴敌，则左右伍争救之。”
这种阵法冲锋时，持枪者在前，执弩者在两侧守卫，互相密切配合，锐不可当。
明朝另一抗倭名将胡宗宪，曾亲眼目睹瓦氏夫人领兵作战，后来在他的《筹海图编》中赞其阵法“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
古僮匪徒彪悍勇猛，水墨恒见识过两次。
俞大猷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从《瓦氏治军要诀》中专挑这个阵法出来训练，可见他对对手做了一番很深的研究。
你猛，你强，没关系，我比你更猛，更强。
我们缺兵是不错，但最不缺的就是人。以“伍”为单位，“伍”可以七人为一组，也可以九人为一组，甚至更多。团结就是力量，一个明兵不如你，好，那我用一个“伍”，不用一对一。
这不正是对付僮兵的最佳手段吗？
所谓打蛇打七寸，不过如此。
水墨恒观赏了几次俞大猷的练兵布阵方法之后，大为赞赏，感觉胜利就在前方。这才像一个军人嘛，用神将岳飞的话说就是：深谙“用兵之道，存乎一心”的精髓。
……
除了俞大猷给水墨恒的惊喜之外，还有一个人同样给了水墨恒震撼，那就是闽粤王门学派的现任宗主周坦。
对于周坦，水墨恒起初仅仅停留在心学大儒的认知上，因为他的师祖是王守仁，师父是方献夫。
心学说到底只是儒学的一门学派，其实并不新鲜，最早可追溯自孟子，到北宋程灏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至王守仁第一次明确提出“心学”二字，才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水墨恒震撼的当然不是这个，他天生不好这些玩意儿，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