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冯保那三十万，是怎么预算出来的。
首先，给小皇上讲课的地点是文华殿。根据冯保的设想，凡需要更新的一律要更新，尤其是小皇上用得上的陈设。毕竟这是皇上登基以来第一次经筵。
那么，御案要做。讲案要做。
御案，是小皇上专用的桌子；讲案，是进讲官放书的桌子。
用什么材质呢？
不能随随便便吧？那可是代表皇室的威仪，为了张扬高贵的帝王气势，得使用紫檀木，或者黄梨木。
桌子四周得包装吧？
皇上用的桌子包金，讲臣用的桌子包银。
皇上坐的金交椅不需重做，可以用现成的。但，那是根据成人设计的。冯保想得周到，若小皇上坐上去，两腿肯定得悬在半空，着不了地，时间久了不舒服。
怎么办？
做一个金脚踏吧。
总之，凡是皇上用的，全都要用纯金。
就这几样，冯保给的预算，折合下来是五万两银子。
好，接着小皇上的穿戴。
经筵那么隆重，总不能随便套一件衣服吧？
这可是有讲究的，用什么颜色，用什么材质，挂什么饰物，衣服上要黼黻刺绣，帽子上要挂珍珠美玉……全都有承制规格。
这套衣服，需要银子三万两。
再接着是朝乐。
必不可少的项目。什么意思？就是皇上开经筵需要奏乐。大经筵用大乐，小经筵用小乐。
大经筵乐工需要多少人呢？按规矩，引乐的，吹箫的，吹笙的，弹琵琶的，鼓箜篌的，杖鼓的，敲板儿的……得四十八人。
请人就要花钱。
乐器要添置、购买。
将人请来，要给他们统一定制服装，还要训练，管吃喝拉撒……
这项开销，前后加起来总计八万两。
好，给皇上讲课讲完了，做学生的不得给老师打赏？是吧，学生嘛，不都得交学费。
这条铁律，从古至今都没变过。
给讲课的老师打赏了，那其他陪侍的大臣呢？凡是有资格参与经筵的，无一不位高权重，总不能让他们白白陪坐吧？
此项，冯保还说考虑到了太仓空虚，只要六万。
然后就是酒宴。
讲完课不得请老师吃饭？大家都来作陪吧！随便吃随便拿，想带几个人就带几个。好像在说：老子是皇上，不差钱儿，你们就使劲儿造吧。
一顿饭下来，八万两。
这是冯保的初步预算，还不包括文华殿的修葺——
御案讲案脚踏等，五万；
衣服桂冠，三万；
朝乐，八万；
赏赐，六万；
酒宴，八万。
合计三十万。
你说张居正听了，头大不大？
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需要考虑的是皇上的威严和承袭的祖制，至于户部能不能拿出钱，那是你张居正和王国光的事。
结果，张居正好说歹说，磨破嘴皮，将预算开支削减至十万。
御案讲案金脚踏等，减半；
皇上衣服，减半；
朝乐，减半；
赏赐，只给讲臣，陪侍一概免掉；
酒宴，全免。
这样算下来，至少十万两。
可就是这十万两，张居正也感到为难。
但，不能再减。
冯保已经不高兴了。当时就呛起来，说为皇上花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任何时候，该摆在第一位。
而且，还将罢黜不久的高拱拿来与张居正比较。
看，人家高拱，明知太仓银告罄，为了讨好李太后和皇上，硬着头皮也要户部拨三十万，给后宫添置头面首饰。
高拱能处处为皇室考虑，你张居正为何不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张居正还能说什么？而且经筵是司礼监全权负责，即便劝皇上不搞排场，节约从事，树立清廉简朴的圣君形象，也得给冯保撑撑场面，不能让他很难做吧？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十万两真不算什么。
如果皇上下旨，拿出十万两，不拿就砍你的头。想想北京城有多少官儿能拿得出来？
可不能这么比。
由于嘉靖皇帝不理朝政，国库常年入不敷出。
至隆庆元年，据王国光统计，太仓岁入银是两百万，而岁出银是多少呢？五百五十多万。
就那一年，国库积欠的银两是三百五十万。后来虽然有所缓解，但整个隆庆一朝，国库每年都是亏空的。
隆庆二年，亏空两百多万；
隆庆三年和隆庆四年，都亏空一百多万；
隆庆五年，情况稍有好转，岁入岁出基本持平，但也亏着；
到了隆庆六年，隆庆帝驾崩，新皇登基，这一年还没过完，就已经亏空了两百多万。
也就是说，整个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达一千万。年年都在花来年的钱，手头上从未节余过。
可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用“溃烂”二字形容财政，实不为过。
但问题落到实际处，又有多少官员理解呢？
且不说冯保，因为他地位再高，毕竟属于内廷中人，主要职责是维护皇室，不能参政议政。
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俸吧，确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可引来多大的波动？多少人不理解？多少人要出来闹事？一个个恨不得天下大乱。
这是现实，不得不面对。
遑论一个国家，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老婆孩子都等着要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