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苏州作为明代最为繁华的所在，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自身繁华的程度不亚于北宋的汴京，这一点前世多有说明，苏州之所以繁盛，是因为无论农业、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印刷业，还是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美食、服饰，都是引领全国的，又是全国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即是商业聚集地，又是文化出产地，苏州是全面发展到顶峰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城市街区沿几条主要通航河道向外呈放射状延伸，最远处距离城门已经超过十华里。杂〞志〞虫从“商贾辐揍，百货齐聚，上自北京，下至两广，远及重洋，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从这些描叙上，苏州非但没有不如汴京，甚至有超过之势，今日这局面说起来不过是差了一个引导人和少了些岁月的打磨罢了，而这两点又正是汴京所不能比的，汴京固然商业繁华，但时日较短，随着靖难之役后，迅速没落，反而是苏州自明初后迅速崛起，仗着文化底蕴，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一直从明延续到清朝末年，便是这份长久的底蕴，才让杨大人心有不服。
徐朗似是看出了杨峥心头的不服，道：“你还认为苏州可以超过汴京“
杨峥点了点头道：“当然”顿了顿道：“你还记得我当初与你说过的话么”
徐朗道：“自是记得，你说过苏州比不上汴京，不是因为苏州不好，而是土地对苏州进行了限制，一旦商人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么苏州赶上北宋的汴京城甚至超过汴京都有可能”
杨峥点了点头道：“这个当然，苏州最大的根本在于人们对土地使用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改变，苏州始终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苏州汴京能成为千百年来最为辉煌的传奇说到底还是宋代人对土地观念的改变，你应该记得我说过，在北宋后期，他们从安南进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始于北宋，非但如此，宋代的疆土不广，所以在土地的运用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江南的良田，在茶叶的普及，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些每年所获取的银子大得惊人，不仅如此，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南宋后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这个记录即便是今日，都不曾被打破过，这其中的原由，军事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
徐朗点了点头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一百六十八年，历九帝，是当时著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宋神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最高达到10。6亿贯文，即便南宋丢失半壁江山，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0亿贯文，这样的税收后世难以企及。熙宁年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代一石660公升约100市斤米，这么高的米价，只怕也之后宋人吃得起，这的确是个怪事“
“怪事，军师严重了，其实一点都不怪，一来宋人疆土不广，耕种面积不大，在人多众多的情况下，实际生产出来的那些粮食根本不够，但妙就妙在宋人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据我所知，比起本朝，宋代的百姓显得要轻松的许多，与我朝的三十税一赋税相比，宋代的百姓赋税还要高一些，他们推行的租调制不外乎两种，所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朝廷的税户，这种依赖关系的减弱，使得百姓更加自有，与土地的依赖必然会减少，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