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点了点道：”改当然是要改的，可事儿得用什么理由改，该如何改，得要一个章程才是？“
宣宗道：“章程前朝有的是，以杨爱卿之能，这事儿并不是难事，到是这借口，的确需要费些心思，朕可不想落一个乱征乱收的名声？杨爱卿你看这事儿？”
杨士奇道：“这事儿不难，杨大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起征收商业税，必是有所准备，这商业税的借口只怕早就在他的肚子中，就等陛下派人去询问了？”
宣宗双眼一亮，道：“言之有理，这事儿就交给他了！
苏州、巡抚衙门。
杨峥正低头阅读况钟送来的永乐年市舶司征收税收的理念，因郑和临走时的嘱托，他看得十分认真，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市舶司多是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以至于市舶司多年作用并不明显，随着郑和下西洋停止后，几乎荒废，让人不免惋惜，这一番研究杨峥发现，大明的市舶司之所以比不上宋代，一方面固然有明朝自洪武起就不注重海上贸易有关，另一番也是明代统治者不善于管理市舶司有关，使得市舶司难以发挥到真正的作用，久而久之便无人重视了。
郑和临走之时的构想虽说有些大胆，但不可否认并非不可实施，天下的商莫不是讲一个“利”字，利益大，利益长，万物必能长长久久，下西洋如此，市舶司同样如此，宋代市舶司能贯穿整个宋代三百年除了宋代疆土狭小，赵宋当权者不得不将目光方向海外之外，最大的原因在于宋代市舶司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海外的贸易通过市舶司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大宗的货物，田市舶司收买，市舶司不要的，才允许私商购销。北宋庆历中，每年商税收入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缗，熙宁年间更多一些，约占总缗钱（商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利益不可谓不大，据《宋史#8226；职官志》所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海口中转站就是让“远人”“远物”短暂停留的港口。这种巨大的利益让宋高宗十分欢喜，忍不住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说出了一番赞扬的话：“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上面鼓励，下面自是卖力干活，宋朝为了增加舶税收入，鼓励、招引舶舟来华，为此专门设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在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的南海广大区域加强海域巡逻，其目的是保证越来越多到海口港中转、补给、避风货船的安全，管理上的严谨，利益上的驱使，加上自身的需要，商人的繁荣，使得宋代的市舶司一直繁荣昌盛，可以说宋代的市舶司能够长久，一方面固然是当权者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市舶司日益强大的利益回馈，否则宋代固然商业繁荣，没了市舶司三分之一的的利益作为后盾，很难想象宋代的商业能达到中国古代商业最高峰的局面。
相对于宋代的市舶司，大明的市舶司就显得破落许多，这其中固然有当权者不支持的态度，关闭海关的因素在里面，但在永乐后，市舶司也不是没有短暂的辉煌，可辉煌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兴起，随后又随西洋之行而走向没落，杨峥在考究时发现，与宋代的市舶司无比强大的贸易利益相比，明代就显得单薄了许多，这并非现有的市舶司不如宋代，事实上通过宋元两代的发展与完善，到了朱元璋时代市舶司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这个结果，杨峥从种种记录上探索，很快就寻到了答案，明代的市舶司无论是机构还是作用与前朝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市舶司的操作上，从永乐三年西洋之行的展开，朱棣为了偏于西洋诸国往来的便利，着实在大明各大海岸上修了不少市舶司，所担负的职责便是朝贡体系下的检查来华使团啊，你的使团到来是有商船的，要检查是否是在规定范围内，然后进行抽税等，按说有税可抽，倒也不错，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朝贡，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也就是说市舶司可以收取税收，但有诸多的限制，不准私自来。这也是为何海上贸易有许多冒充朝贡的记录，没了来往各国的私人贸易，再大的朝贡也难以维持平衡，况且朱棣为彰显大国风范，许多的朝贡几乎是免费的，非但如此，朝贡贸易的数量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