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惊问其故，则曰：“商人之为累也。”臣又问：“朝廷买物，俱照时估。商人不过领银代纳，如何辄致贫累？”则曰：“非朝廷之价值亏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纳钱粮，该是百两者，使用即有六七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赔矣。即得领银，亦既受累，乃经年累岁不得关支。小民家无余赀，所上钱粮，多是揭贷势豪之物。一年不得还，则有一年之利，积至数年，何可纪算？及至领银之时，又不能便得，但系经管衙门，一应胥役人等必须打点周匝，才得领出。所得未及一两，而先已有十余两之费，小民如何支撑？所以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为辗转避逃之计。人心汹汹，不得以宁居也。”他便迫不及待的放下笔墨，细细诵读起来，这一段奏言，算是自己为为商人代撰的陈情表、申诉书。而其所据俱以彭老爷所诉说，他相信十有八九都是事实，在士农工商四等体系中，士与皇帝统领着天下，把持着话语权，而商人百姓则是处在设社会中无权无势的弱者阶层，商人即为其中的群体之一。衙门的官吏胥役，俱可以对商人颐指气使，而商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商人有求于官吏胥役，而官吏胥役便可借此横索讹诈。官为刀俎，商为鱼肉。官和商是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收买卖接纳钱粮货物的。于是，人间许多极不公平，甚至惨绝人寰的事件因而发生了，而“十分凋敝”的局面必顺应而出现，再这样的局面下，唯一的出路便惩贪革弊，解除商困，让大明走上一条农业与商人齐头并进的道路，商人不再是社会的底层，百姓也不再是这个朝廷唯一的纳税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觉得自己这个意思已隐隐的吐露出来了，杨大人重新提起湖笔，再一次奋笔疾书：“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实京师，盖为此也。其在今日，独奈何使凋敝至此乎？
先朝公用钱粮，俱是招商买办。有所上纳，即与价值，是以国用既不匮乏，而商又得利。今价照时估，曾未亏小民之一钱，比之先朝，固非节缩加少也，而民不沾惠乃反凋敝若此。虽屡经题奏议处，宽恤目前，然弊源所在，未行剔刷，终无救于困厄，恐凋敝日甚一日，辇毂之下，所宜深虑，必不可谓其无所处而任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