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
许多官员刚吃了一口，立马呕吐了出来。
陈渊吃得是津津有味，他在军伍中生活过，什么难吃的东西没尝过？这点玉边汤吃下去还不在话下。
众官员中，扬州知府任育民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在大家正为一两口玉边汤而挣扎的时候，他就着一些盐巴，到是吃了大半碗。
“各位可吃饱了？”陈渊含笑着问。
“饱了饱了。”
众官员们已经是吐空了胃，难受之感到真让他们不想再吃什么东西了。
“那好，那咱们就接着说事吧！”
衙役撤去碗筷桌子，大家回座厅堂，陈渊便接着话题说：“年前御旨，要求各地停止一切税务清单之外的杂税，但以税务监查司回奏的情况上看，有些地方根本没把圣上的话放在眼里，苛捐杂税仍然存在，其中现象最为严重者江南为先，江南之地最为严重者又以扬州为先，你们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一惊，背后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按陈渊的说法，他们是要戴上欺君罔上的帽子啊!
马上就有官员出来辩解道：“总督大人，不是我等在下面搞什么阴奉阳违之事，只是赋税收取，各地情况不同，如只按税务清单上的，将很难完成朝廷任务，我们才没照要求做。”
中国古代的税赋收取，其实质是一种包税制法，中央政府将每地应收多少钱提前估好，然后将数额任务下放到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再按同样的方法向再下一级政府规定好任务，而下一层政府要怎么收税，收多少税，上面却是一概不管。这也是为什么明朝中央政府明明定了很低的税率，可到百姓头上却成了很大负担的原因。
“税务清单，是户部依各地情况而定的，不存在任务与清单脱节的情况。此不过诡辨而已。”
陈渊直接揭了那官员的短，让其顿时无地自容，马上羞红着脸坐了回去。
场面又一度陷入安静，陈渊见众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显得有些生气，微怒道：“苛捐杂税，自是会产生一些多的银两，你们既然说不清为何要多收这些钱，那其中肯定是有猫腻了，难道说各位为了肥硕自己的腰包，才铤而走险，不惜违抗圣令”
“大人，”这时一直未曾发言的任育民终于是坐不坐了，立马站起执言：“话到这里，看来有些事我不得不讲了。”
陈渊盯着他，见其胸膛起伏，胡须微抖，显然是有愤言，于是便说：“任大人有什么话可直说，不必隐隐藏藏。”
“那总督大人就别怪下官莽撞了。大人深在宇内，常伴御前，远离事俗，可能有些东西您并不了解。如今官场之风气，可以说是处处用钱，官官爱钱。
一个州、县每年在上交国家正税之外多收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每年应向上司分几次进献多少馈赠，办理某一事务要送有关部门多少钱，都有惯例数字。
京官比较‘清贫’，因而进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对在京的同乡、同年、同门、亲友馈赠一番；京城的高级官员还有义务在三大节等重大节日向低级官员的同乡、门生、故旧例行馈赠。刚刚释褐的进士因为还没来得及捞钱，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绕道去拜访有同乡或是门谊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去讨要馈赠，美曰名号‘打抽丰’。
每年进京朝觐，京城的御史、给事们号称‘开市’，这一项又要花费巨大。
如今说到害民，都归咎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不知廉洁，我们怎么能廉洁呢！我们的俸薪有多少，上司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要打抽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这些钱不能从天而降，我们不是只能在税赋上下功夫了吗”
此话一说，马上就引来了众官的附和，任育民完全是说出了大家苦命的心声。
任育民所讲的事还真的是一大问题。在明代，官僚俸禄是相当低的，一个普通知县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市价合银不到十两。即使官至最高级别的正二品的尚书，一月的俸禄也不过61石米。但一个官员的开支却是很大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要有大量的上下应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轿夫，要在各种场合摆出应有的排场，更不要说奢侈挥霍以及在家乡置办田地房产了。可以说，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又没有大量家底资产的官僚，跟本就活不下去。其实上，如果陈渊没有盛广泉的支持，他在京城也很难生活。
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有制度化的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的开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定下的条例，“入人十贯”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雄心满满的崇祯帝也曾想过整治一下贪污**的问题，曾有一御史韩一良直接向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