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念头刚刚产生，就把康定国自己给吓了一跳，他甚至下一句是有些惊恐的问苏颂道：“福建路真的这么需要我们的学问吗？”
苏颂又一次错过了康定国的脸部表情变化，毕竟那个家伙长期在高等院校里从事教育工作，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总是一副一丝不苟的深情，以至于他们在私下场合的时候也显得并不怎么糊涂，这和后世的那些，不得不取悦孩子，或者说本身就像是个孩子的教授们并不相同。
所以当诉讼注意到他那神情的时候，一旁的王安石再次错过了提醒他的绝佳时机，而那个时候的康定国早就已经是义正词严的神情了。
所以苏颂的回答也是非常庄重的：“我们福建路的问题，相信康先生应该也是有所耳闻的，不但粮食不够吃鱼，甚至出现了因基因的问题，而且百姓奢靡之风盛行，各家争相攀比，以至于家无余财，要不然那么多还冒盛行的地方，也不会落得个需要溺婴才能维持家庭运转的地步。”
让他这么一说，康定国忽然觉得福建路的确需要作出某些实质工作才能进行改观，但是这样的悲观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纯粹是南方民风自己作出来的，而且也还没有达到能够掀起一场革命的地步。
他所准备的与这个封建秩序作殊死搏斗的事情，当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在这个受教育于50年代的人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够彻底的帮助他的那些孩子们改变这一环境。
不过诉讼的这一回答也让他很快的冷静下来，首先他意识到的是他还没有那么多需要她照顾的孩子，至少现在在他的教育体系当中求学的那些小孩儿，得需要个十年八年的才能够进入社会，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商业体系恐怕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才短缺，到时候他们是不会缺少就业地点的。
这两天想到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或许他应该努力的制造那些人才适用的生长环境，比如说加大自己这份事业的投入，要接受新式教育的孩子去做新式事业，仿佛才是他们最为合适的归宿。
而当那些星星是也结结实实的，摆在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面前的时候，相信他的这些孩子们将会成为那些官僚和世家大族的香饽饽，到时候他们会被高薪延请，甚至会跟着占有政治地位，他就不信皇帝在见到那样的世界之后，会不想一下是否应该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如果那场政治改革进行顺利的话，或许有些官位就是为他的孩子们所量身打造的。
一旦那种情况出现，或许新的时代就将到来。
但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是极其惨烈的，因为保守党们一定会发起反击，
那将是一场比轰轰烈烈的革命还难以打倒的顽固势力，他不知道用他一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做到，一个政党所能做到的伟业，但他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尝试与努力。
不同于康定国内心当中的沉重，康采恩的问题就要显得轻松很多，他更加关注计划能不能顺利的实施，所以他疑惑的问苏颂道：“福建路的学风，不知道能不能容得下我父子二人的学说？”
“哪有容不下的道理？”苏颂就差拍着自己的胸脯家在场的所有人发誓保证了，“我们福建路的学术文化，本来就和中原有着很大的不同，要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关心中原流行着怎样的文化，不过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出了一些官宦世家大族之外，那些很少接触到中原流行文化的书生，一般都不会取得太高的名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福建路每次科举都能有大把人上榜，但却至今没有人能够问鼎状元的原因。像这样的学风，我看两位先生是不需要担心学问不被接受的。”
“对，我也赞成子容的说法。”一旁的王安石忽然说道，“我记得以前有个叫做隆昌气的学者，也曾经在福建路讲学，他的学问就很是光怪陆离，就连我爹听了都险些拍桌子骂娘，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整个江南地区的学风都与中原有些不同，那里更加讲究钱财的意义，比如说有个叫做李觏的家伙，他的学问就非常重视义利之辩，说白了就是非常重视怎么赚钱。”
听到这句话的康定国，险些一下子拍而起，他怎么把这个家伙给忘了呢？要知道在这个时空，江南地区是非常重视赚钱的学问的，如果他愿意把这些赚钱的方法告诉当地的那些居民，很有可能会引起剧烈的反响，到时候他的声望很有可能会一步青云，直接踏上宗师级的宝座，而且这个时候的江南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逆反心理，对于所谓的孔孟之学，他们早就已经展开了批判接受的活动，要不然30年之后的王安石怎么能够轰轰烈烈的弄起一套叫做新学的东西，要知道，在那个学说纷乱的年代里，包括张载的关学在内，还有很多都是由科举之处的，而唯独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哲学，将自己的学说打上官学的烙印。
虽然说这并不代表他的学问有多么高的质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方已经开始酝酿出一种新的学问，倘若不是后世程朱理学统治了太久时间，恐怕这个时候的南方，已经一百多年之后的南宋，都有可能会出现崭新的指导思想，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发扬下去，否则的话那些后世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轻纺织工业也不会如此之快的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们缺少的是一份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思想，而不是所谓